国学
大道和生学
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钱耕森
20年前，我到北京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和为贵”新论一一儒家与现代化》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和生学”，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广泛关注。大致同时，先后有冯友兰先生提出“仇必和而解”，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和”，张立文先生提出“和合学”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
一
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最早予以明确回答，当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道生”说。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天生”说。而提出“和生”说的史伯则是早于他们约200多年的西周末年的人。史伯无疑是老子和孔子的先驱。
史伯是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太史。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桓公任司徒。史伯在与他讨论西周的命运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实生物”说。我把它概括地称之为“和生学”。
史伯断言西周“殆于必弊”，原因是周幽王在治国用人方面采取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原则和路线。一方面，他抛弃“高明昭显”(即光明正大而有德性)，厌恶“角犀丰盈”(即额角有犀文，面颊丰满)的君子与忠臣；另一方面，他喜好“谗慝暗昧”(即挑拨是非，奸邪阴险)，亲近“顽童穷固”(即顽鄙固陋)的小人和奸臣。
史伯，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智慧的哲学家。他创造性地使用“和”这一个新理念，明确回答了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的古老而又根本性的难题。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定义。在此之前，尧帝已提出了“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更早的黄帝则已提出了“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名言。但是，他们都没有对“和”作过界说。史伯的“和”的定义，很经典。没有被时间所淘汰，反而历久弥新，影响深远，而今仍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史伯关于“和”的这个定义里，至少包括了三个要点:
其一，“和”的组成，不像“同”，只是单一的“自我”而已，而是包括了多元的“他”;其二，多元的“他”，即“他”与“他”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的，也就是“平衡”的关系。我们认为还应引伸为“平等”与“公平”的两种关系。即当他与他共同创造新事物时，首先是他与他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参与其事；其次是他与他又必须以“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之后则是他与他在互动中必须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的“平衡”。所以，我把史伯的一个“平”字，诠释为三个“平”字，即“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当以“平衡”为主。
当他与他达到高度“平衡”之时，即“和谐”之时，则新生事物也就会油然而生了。所以，史伯断言“夫和实生物”，并以“以他平他谓之和”予以有力的证明。
历史生活中，“和生”的例子很多。以晏子所举“和羹”为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厨师要把羹汤调制成“和羹”，即一份广受众口欢迎的美味的鲜汤，既要有鸡、鱼、肉、蛋等主料，又要有油、盐、酱、醋等佐料，还要有水、火等资源。在厨师调制成和羹之前，这些原材料，都是各自的“他”。而和羹正是由这些“他”“平等”地参与而成，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其一。
其二，在厨师调制的过程中，这些“他”，都把各自所固有的味道尽量地释放出来。这就意味着各自的“他”“公平”地行使了自身的权利，在公平的竞争中，大家都能做到物尽其用。
其三，厨师则一定要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同味道调匀，某味过了，就减少点，某味不及了，就增加点，达到最高度的“平衡”，要调到恰到好处，能受到众口的称赞。而所谓“调匀”“恰到好处”，决不是只要把各自的“他”“放”到一起，“合”在一处，“混”到一块……，就能得到的，而是一定要由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甚至很智慧的厨师，精益求精地反复去调制，去“平”“平衡”才能做出来一种全新的美味可口的浓汤。
可见，史伯关于“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定义非常精当，十分丰富，极其智慧。
史伯为了论证“和实生物”，他先引了历史上先王为例。他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我国古代先哲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万物的五种最基本的元素。此处的“杂”字之义，按史伯的观点，其实就是“和”字之义。这就是说，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相互结合、相互“和”“和谐”在一起，相互达到“平”“平衡”状态时，而形成的。
接着，史伯说：“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妓极。”(《国语·郑语》)史伯说这段话意在表明，万物彼此都是可以通过互动，相互结合，达到“和”“和谐”，即“平”“平衡”的状态，就可形成为万事万物。
所谓“同”的含义，在史伯看来，无论是简单的重复或者相加，归根到底都只能是“自我同一”“自我相加”“自我重复”“自我复制”而已，只能是用尽了，便没有了，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因此，史伯断然地说：“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为此，他列举数例加以证明。他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这意思是说，只是一种音调，没有和声，未免太单调了，也就没有再听的必要了；只是一种颜色，没有文采，未免太单调了，也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只是一种味道，不能成为美味，未免太单调了，也就没有再吃的必要了；只是一种事物，不与别的多种事物相比较，也就无法做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了。
“他”与“他”，本是不相同的东西，其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如果通过“斗争”以解决对抗，其结果或是你死我活或是我死你活，而活着的所投入的成本也不会小、不会少；甚至两败俱伤。如果通过“和平”以解决对抗，其结果不但可以化解矛盾，更可以因此而达到新的“平衡”，则必然会产生双赢的新生事物。这就是史伯关于“夫和实生物”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奥义之所在。
史伯的思想论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管子(?一前645)，春秋初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受到“和生”思想的影响。他明确说:“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二百多年后，两位中国文化代表人物老子和孔子，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孔子传承了史伯的“和同之辨”，并将其发展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而老子则完成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说，并创造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一一“道生万物”说或者“大道和生万物”说，简而言之为“大道和生”说。
二
老子主张万物是由“道”生成的。“道”生万物，在老子的哲学里是明确无疑的。
那么，“道”，是如何生成万物的呢?按照老子的说法，“道”生万物，是一个由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物的逐渐增多的长过程，是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有限到无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永远的，没有尽头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先哲对万物生成过程的观察以及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生生不息”、“生生不已”、“日新又日新”的。所以，这万物的“万”字，并非是确指，它实是无穷多的代名词而已。
老子用“一、二、三、万”的自然实数的加法来描述“道生万物”，是他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来表达“道生万物”的玄妙的哲理。但是，人们对于它的认知，如果仅仅停留在字面上，那是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恰恰就此打住，而不再作追问和探索以及深思了。如此这般，只能是对“道生万物”的大道理的浅尝辄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实，老子对于“道生万物”这个玄奥的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有更深刻更精彩的解答。这就是他紧接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之后，又极其精辟地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两句话，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的精深的内涵，主要有三。
首先，老子引进了“阴阳”二气这两种哲学上的基本范畴来说明“道”之所以生万物，乃是经由阴阳二气而生的。阴阳生物的观念，相当古老，例如西周末年伯阳父(一说即史伯)说:“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他这是用阴阳二气的互动来解说地震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生，为世界之最早。老子则极大地推广到了产生万物。他认为万物之所以产生的内在结构与动因，并非是由于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由于万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由“阴”与“阳”这两种既互有区别又互有联系，并且不断互动的结果。老子这就使阴阳生物具有了无限的普适性。
庄子对于阴阳二气产生万物的重要性，说得很形象。他说:“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庄子·大宗师》)阴阳于人，何止于像父母。
其次，老子进一步引进了“冲气”来说明“道”为何通过阴阳二气来生万物的。什么是“冲气”?“冲气”和阴阳二气有什么关系?“冲”，本作“沖”，二者相同。《说文》说：“沖，涌摇也。” 沖义，为水动摇的样子。“冲气”，有较多的论者将它解释成“虚气”。例如，任继愈说:“冲气，冲虚的气，肉眼看不见的气。”(《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但是，蒋锡昌认为不妥。他说：“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之‘沖’当作‘盅’，此‘沖’当从本字。《说文》:‘盅’，器虚也;‘沖，涌摇也。’二谊不同。道之盈虚，譬之以器，故用‘盅’；阴阳精气，涌摇为和，故用‘沖’;此其别也。”(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可见，“冲气”与阴阳二气关系密不可分，它内含有阴阳二气，它就是由阴阳二气共同构成的。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阴阳二气，即阴阳二气处于相互交冲与激荡的状态。仅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又是不同于一般的阴阳二气的一种气体，这种极具个性特色的阴阳二气，就可以称之为“冲气”了。
庄子说:“太冲莫胜。”(《庄子·应帝王》)意思是说，阴阳二气得到了调和，就不会有阴胜阳衰，或者阳胜阴衰，阴阳二气就能保持“平衡”与“和谐”。可见，庄子的“太冲”，即老子的“冲气”。并且，庄子用“莫胜”强调了构成“冲气”中阴阳二气所具有的平衡性与和谐性。
最后，老子更进一步引进了“和”来说明道是如何通过阴阳二气相互交冲与激荡而生万物。简言之，即如何通过“冲气”来生万物。阴阳二气，不相互交冲与激荡，是生不出万物的。单阴独阳，是无法生出万物的，正如单身男女，是不可能生人一样的。只有当阴阳二气经过相互交冲与激荡，并且还必须达到了“和”，即“和谐”“平”“平衡”的状态时，才能产生出新生事物，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就能产生出万物。这“和”的状态，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阴阳二气的“和”，因此，它又可以称之为“和气”。
所以，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全句的完整意思是说，万物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构成万物的阴和阳的二气，彼此互动，相互交冲与激荡达到了“和”的状态时，就形成新的和谐的统一体，即形成了新事物，天长地久地生生不息，就会源源不断地无穷无尽地产生出万物。
由上述可见，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其实也就是“和气生万物”说。这样一来，老子的“和气生万物”说也就与史伯的“和实生物”说，在本质上则是一致的了。
但是，老子的“道生万物”说，又对史伯的“和生学”作出了巨大的发展。老子的创造性主要在于：
1.把“道”引进来了；
2.把“阴阳二气”引进来了；
3.把“冲气”引进来了；
4.把“和”与“气”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和气”；
5.把经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上升到理性的“冲气以为和”；
6.把具体的现实的“和生万物”说，提到了抽象的哲理的“道生万物”说的高度。
总之，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则完成了“和生学”。并且，老子后来居上，超越性地创新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并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形而上的体系
一一“道生万物”说，实即“大道和生学”。
史伯和老子共同创立的“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疑也是我们构建生态和谐、世态和谐、心态和谐，以及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资源。
从“大道和生学”到“大道和同学”，这是我下一阶段的探索任务。这里仅提出一点初步设想而已。
“同”与“和”“异”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史伯看出了“同”的“不继”的消极的一面，遂强调了“同”与“和”“异”的区别，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美中不足，他却未能看出“同”也有“生物”的积极的一面，遂忽略了“同”与“和”“异”的联系。他并不知道“和”“异”之中还有“同”，“同”之中还有“和”“异”的辩证关系。史伯所说的相异的“他”与“他”，经过“平”“平衡”，达到“和”“和谐”，就能“生物”的本身，其实也就是“求同存异”。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
可见，“同”，除了史伯所揭示的负能量的“同”，即排斥“和”的多元性、相异性、平衡性、和谐性、新生性等基本特性及其所派生的开放性、包容性、持续性等等的单一的同，自我的同、重复的同之类的同以外，还有许多正能量的同。例如:
孔子既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他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
《周易》既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象》)但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系辞上·第八章》)特别是，《周易》所讲的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同人)卦，就是专门讲“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荀子·乐论》说:“乐合同，礼别异。”这句话的意思是，音乐使人们达到和谐一致、同心同德，礼使人们区分为不同的等级。
《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和”与“同”二者为一，“和”与“同”与“善”三者为一。
特别是儒家的理想社会一一“大同社会”。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异而不同的，是各自“为私”的。但是，由于这个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于是，“大同社会”就应运而生!而在这“大同”社会里，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态，抑或是世态，还是生态，都是和谐的。所以，“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也就是“大和社会”。“和”与“同”在这理想社会里，大大超越了史伯当年提出并影响久远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
而我则乐于用一句话称之为“大同和社会”或者“大和同社会”。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探索“新和生同生学”或者“大道和生同生学”或者简称之为“大道和同学”或者“大道同和学”的动力与使命。
钱耕森 男，1933年10月生，祖籍杭州。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