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在研究《太平经》的过程中，陈撄宁一方面证实了陈寅恪、汤用彤关于《太平经》的一些观点，另一方面也以新视角对陈寅恪、汤用彤之说多有推进，并开启了内在理路的《太平经》研究。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各尽其妙，使学界和教界对早期道教与《太平经》的关系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解。这种学术交流与互动，值得后学借鉴和发扬。
作者简介：赵建永，哲学博士，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主题词：陈撄宁 汤用彤 陈寅恪 太平经
前番笔者发表系列论文探讨了国内外学界对《太平经》的研究，现在接着考察以陈撄宁(1880—1969)为代表的道教界名流，对这项研究的反应。陈撄宁作为近代以来罕见的能通览《道藏》的仙学大师，既富有现代意识，又勤奋治学的道教领袖。以其丰厚的知识背景和修炼经验，一旦涉入现代学术领域，如在国学大师们所擅长的经史考辨之类方面，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是很耐人寻味的。陈撄宁研读《太平经》的经过颇具典型意义，而且是当时道教界极为难得的少数相关史料。今将其与陈寅恪、汤用彤的相关论著，加以比较研究，以期引玉。
一、陈撄宁三读《太平经》
《太平经》是《正统道藏》太平部中第一部经，也是三洞四辅诸道经中最古的一部。陈撄宁是民国以降最早注意《太平经》的学者。他自述研读此经的观感：原书残缺甚多，且字句脱误，篇幅错乱，读之尚未终卷，即感觉苦闷。用现代人的心理来看一千八百年前的古旧道经，总嫌格格不入。辛亥革命前，普通读书人并不知有《太平经》，乾庆学派考订古籍，也未留意此书。原因是除了《道藏》外，《太平经》别无单行本，而《道藏》只保存在几家道观中，不肯轻易供人阅览，所以该书久没无闻。
1912至1914年，陈撄宁借住上海白云观，看明版《道藏》，对于《太平经》残卷不感兴趣，仅粗略浏览一遍。自1925年涵芬楼影印《道藏》问世后，为中外学者研究道教带来了便利，《太平经》渐受学术界重视。1940至1942年，陈撄宁第二次在上海看影印版《道藏》，又遇《太平经》，勉强耐心翻阅两遍，仍是索然无味，只好放弃。
1959年，陈撄宁入主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研读《太平经》。其间在郭沫若等人积极支持下，汤用彤指导王明编定的《太平经合校》由中华书局于1960年2月出版，有力推动了学界对《太平经》的研讨。《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黄巾起义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做了宣传。这是建国后首次对道教主要从正面历史意义上所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论辩。为抓住这一机遇，与学界展开对话，陈撄宁“才下定决心，不惜时间，不怕困难，从头到尾细看，同时并参考有关书籍，终于识认了《太平经》在历史上和道教上的重要性”。由此，他撰写长文《太平经的前因与后果》，于1962年发表在《道协会刊》创刊号上。
陈撄宁将《太平经》的历史意义主要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太平经》作于东汉，比其它道经最先出世（先秦典籍除外），若研究道教经典来源，此书首屈一指。第二，有了《太平经》，就产生了张角的“太平道”。他发动数十万人起义，虽然失败，但造成此后群雄并起、共逐汉鹿的局面，曹操更以受降黄巾为事业发轫之始，三国由此开基。第三，有了《太平经》，就产生了天师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其孙张鲁以之治理汉中，使别处罹受战祸的难民以汉中为避难所。张道陵的曾孙张威，于西晋时迁居龙虎山，一姓传统六十三代，历经一千八百年，可谓宗教中特殊的现象。我们把陈撄宁与学界的相关研究予以对照，可以看出他在国学功底方面，即使与当时一流学者相比也毫不逊色。
陈撄宁还把《道协会刊》杂志逐期赠送给汤用彤、梁漱溟等学者交流。同一时期，他主编的教材《道教知识类编》有于吉、太平道、太平经等词条，吸收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推进。在汤一介先生所保藏至今的汤用彤读道藏资料辑录中有一份《道教知识类编初集（续）》，此亦反映出见学界对陈撄宁研究成果的重视。
二、从《包元太平经》到《太平经》的考辨
研究《太平经》必须理清其与《汉书》所记载的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包元太平经》的关系。由于《包元太平经》早已失传，具体内容今已无法详知。因此，它与后世《太平经》的渊源，长期以来无人问津。1933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发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引用《太平经》、《真诰》等道教经典，考证东南沿海流行的天师道如何从民间进入上层社会，揭示出天师道教与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简略提到《包元太平经》与《太平清领书》具有相似的特征。汤用彤藏书中现存一份陈寅恪赠送的讲义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封面上有“敬求教正”等字样。据此可知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发表之前，陈寅恪与汤用彤已经就他们共同关心的道教起源问题进行过交流。
汤用彤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汉代流行的黄老学，从现存《太平经》中所倡兴国广嗣、主火德和元气包裹诸说，断定《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脱胎于甘忠可之《包元太平经》。随后，蒙文通也持同一观点，认为“《包元太平经》是为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之权舆”。陈撄宁除了得出相同结论外，还进一步指出：“甘忠可的书又是燕、齐海上方士们所流传的旧说从新改编，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人驺衍（亦作刍衍，稷下今临淄城外）。”这与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中观点也是不谋而合，且较前说更为明确和具体。可见，《包元太平经》始自秦汉之际燕齐一带海滨地区的秘密相传，日久年深，传经者逐渐使其内容增加，篇幅扩大，遂衍为后世170卷的巨著《太平经》。
汤用彤在研究中还率先提出了《太平洞极经》与《太平经》的关系问题：“《太平经钞》壬部第十页自言其书有百七十卷。《云笈七签》六引《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经》百四十四卷，乃汉安元年（汉顺帝年号，即公元142 年）太上亲授天师者。但张君房明言其时所流行者乃于吉百七十卷之经。故百四十四卷者,果有其书否,殊难知也。”对此悬而未决的难题，陈撄宁从现存《太平经》中发现有20余处引用《太平洞极经》，并在汤用彤所引《云笈七签》基础上，又对照《道教义枢·七部义》之说，推断五斗米道所奉《太平洞极经》，与《太平经》存在递承关系：
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于吉的《太平清领书》，都说是老君所授，而
且都在东汉顺帝时代出现，这两种书的名称和卷数虽不一致，内容大概是相同的。……（两书）为什么到了北宋时就一存一亡? 我想这两种书的名称虽然不同，卷数虽有多有少，实际上无甚区别，既有卷数多的一种行世，那个卷数少的一种就渐渐地归于自然淘汰了。
汤一介先生在其名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引述此论断，认为“陈撄宁会长的这个看法是很深刻的”，并对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补充论证。
三、于吉真假及其与《太平经》关系
1934年，陈寅恪与汤用彤频繁讨论《太平经》的成书年代和传授系统，以及帛和、白和、法和是否为同一人等问题。汤用彤在回复陈寅恪的信中说：
帛和，若据兄所言，亦与《太平经》有关。但据《抱朴子》，谓遇一人曾亲见白仲理，见其瞳正方。则白和乃魏晋时人。《后序》谓其为于吉之师，当是讹误。……至若帛和当为葛洪之前辈，葛之师郑君，于惠帝太安中隐去，葛洪于成帝成和中卒。《抱朴子》谓曰，和已“去不知所在”，后有人乃自称为白和云云。是帛和应为魏晋间人，而法和则卒于姚秦之世，想不能为一人也。（又，一、法和姓释，或原姓竺。二、帛和字仲理或公理。但六朝和尚则无字，此均可证其为二人也。）
汤用彤在信中与陈寅恪讨论了白和的真伪及其与琅琊（治今临沂市北）于吉的关系，并认定帛（通“白”）和与僧人法和无关。这一问题在他1935年发表的《读〈太平经〉书所见》中有更为详细的答案：“孙策杀于吉事，《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和《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志林》（《全晋文》八十二卷页七）。按自顺帝时至孙策在江东已逾六十年，而于吉又为宫崇之师，则得《太平经》之于吉非伯符所杀者也。《抱朴子·祛惑篇》言前世有名道士白和（字仲理）已去不知所在，后乃又有人在河北自称为白和，和之子弟闻之大喜，往见之，乃知其非也。此人因而亡走。据此则假托仙道再降人间，在晋朝以前已如此，而江东之于吉，亦犹河北之白和为假冒者乎。又按《太平经后序》所传，白和与《太平经》之出世亦有关。”
汤用彤发表的上述论断，都是与陈寅恪反复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此前陈寅恪委托汤用彤代为抄写并邮寄的《太平经》后序中详述：“干君初得恶疾，殆将不救，诣帛和求医。帛君告曰，吾传汝《太平本文》，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普传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吉授教，究极精义，敷演成教。当东汉末，中国丧乱，赍经南游吴越……。时孙策初定江南，方正霸业。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为摇动人心，因诬以罪而絷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当免。條忽之间，阴云四合，风雨暴至。策愈恶之，令斩首，悬诸市门。一旦暴风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览镜，见君首在镜中，因发面疮而卒。时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殒。”于吉（道书多作“干吉”）的这些异事，汤用彤与陈寅恪皆以为神话而未予采信，但他们也认为即便是神话传说也往往会折射出某些历史事实。
自汤用彤之后，凡持孙策建安五年（公元200）所杀于吉系冒名者的理由，皆因其在顺帝时代已为人师，算至孙策时，如果于吉还在世，当有一百多岁，不会如此长寿。陈撄宁接续这一话题，在《太平经的前因与后果》中列专节讨论“于吉真假的问题”，认为以上理由颇欠充分，因为世间活到百岁以外的人并非罕见，不能仅从年龄上辨别真假。于吉确切的岁数，后人虽无法推测，但虞喜《志林》论此事说：“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已近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于吉得神书之事，学界都以《后汉书·襄楷传》为根据，而《后汉书》乃范晔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撰成，距于吉之死已历二百几十年。据此，陈撄宁指出：
虞喜是西晋和东晋之间的人，距离于吉死时不过一百多年，他作《志林》
时，范晔的《后汉书》尚未出世，《志林》所言必另有根据，比较更为可信。当时文献充足，考证便利，设若于吉真假有问题，虞喜是晋朝一个博学家，自能辨别清楚，不应该胸无主见、人云亦云。我们生在虞喜之后一千六百余年，时代既不像晋朝和三国那样接近，考证的资料也没有当时那样丰富；各种遗书上虽也提到干吉（即于吉），但惜所说并非一致，而且神话太多，不足以供考证，今日想要为于吉作辩护，事实上很困难。《太平经》固然是由于吉传出，但于吉之死与《太平经》毫无关系，后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说来翻一千七百年前的旧案。
在于吉真假问题上，陈撄宁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所见史料相同，然而观点却大相径庭。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研究道教的不同视角、态度和方法。双方观点的差异在于对超常经验的存在是否认同的问题，这也是宗教修证者与学术研究者的根本区别。修证者具有不同于学术研究者的体验和眼界，因此二者观察和思考的事物虽然相同，但往往结论互异。陈撄宁的论证引经据典，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非同凡响，值得学术界认真对待和参考。而教界的道教研究亦应借鉴学术界研究的现代史学意识和方法。
于吉与《太平经》关系，经过汤用彤、陈寅恪与陈撄宁及其后继者的梳理而逐渐明朗起来。北宋贾善翔《犹龙传》卷四将宫崇所上神书径直称为《太平经》，并引宫崇所上表文，指明于吉亲受于太上。《太平经复文序》列《太平经》传授渊源说：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又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于吉，命其扩为170卷，编成360章。《混元圣纪》卷一引《后汉书》佚文，也说老君授于吉《太平经》。这些记载均认为于吉为《太平经》的作者，后人从《太平经》卷帙浩繁、内容丰实推断，此书定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经众手长期编制、增扩而成。于吉应是《太平经》170卷的最后定型者。
四、《太平经》宗旨的讨论
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陆学界道教研究争论最激烈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太平经》的阶级立场和性质、宗旨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当时社会背景过于强化意识形态问题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从学术角度来说也确实存在这一政治学问题。《太平经》阶级属性之争论，主要集中于该书与太平道起义之关系等问题，并在五十年代末和到六十年代初达到高潮。在此长时期里，始终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主张《太平经》是黄巾起义的指导纲领，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是先进力量的代表。另一派则认为《太平经》的基本宗旨是出于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归根结蒂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太平经》与黄巾农民起义没有直接关系，更不能代表被压迫阶级和先进生产力。
在有关《太平经》阶级属性之探讨中，汤用彤、陈撄宁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值得留意，他们基本上持相对否定的意见。汤用彤针对解放后流行的将《太平经》视作农民革命纲领的观点，指出：《太平经》中虽是包含着一些农民的思想，但从它的体系看，还是统治阶级的观点。因此，把《太平经》作为农民革命的纲领是缺少根据的。他晚年搜集了不少张角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关系的一手史料，打算对此问题做一番梳理，惜未能完成。陈撄宁基本上认可汤用彤的上述观点，并对这些问题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证。他认为：《太平经》虽是张角太平道的根源所在，却并不带有革命意味。但黄巾起义所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记式标语，未必没有来源，也许受了甘忠可预言的影响。由上可见，以汤用彤、陈撄宁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较为合理中肯，因而在这场学术大论辩中脱颖而出，逐渐占据了上风。
汤用彤虽然在其读书札记中提到《太平经》以“三一为宗”，但是未将其作为该经的首要宗旨加以点明。陈撄宁则以其内修实证的洞见，据《太平经》关于“太平者，此经以三一为宗”的论述指出：“此言《太平经》的宗旨，修身以精、炁、神三者浑而为一，治国以天、地、人三者合而为一，故曰，三一为宗。”这一立论，是对争论《太平经》是否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的窠臼的超越。后世学界正是沿此诠释路径将《太平经》的思想加以系统阐发，从而促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汉末于吉所传《太平经》首次确立了以精气神三大生命要素的“三合为一”为内炼之根本。由此导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一系列内丹修炼法则的产生。汤一介先生认为，《太平经》以“三一为宗”是指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合一而长生。其中“精、气、神三者合一”属哲学层面的“道体”的问题，而《玄门大义》所列九种修持法以及“三丹田说”、“三元君说”等，则是操作层面的“道术”问题。近来王宗昱根据六朝以来的道教史料提出“三一为宗”诸说存在“原始说”、“旧说”、“新说”之不同，拓展了前人的研究。
在研究《太平经》与早期道教关系的过程中，陈撄宁一方面证实了陈寅恪、汤用彤关于《太平经》的一些观点，另一方面也以新视角对陈寅恪、汤用彤之说多有推进。陈撄宁以其精通内外之学的深厚素养，首次揭示出《太平经》“三一为宗”的主旨，开启了从生命修炼方面研究《太平经》的内在理路，也是对前贤观点的完善。他们三人在这些问题上各尽其妙，使学界和教界对早期道教与《太平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完整的理解。这种学界和教界研究的交流与互动，值得珍视和借鉴，并有待后人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 天津社会科学院，原载《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