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术》，《心度》，比较
《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是很多学者认为《管子》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认为是战国到西汉期间的著作，而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故而许多专家认为《管子》不是一人的著作。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就是《管子》一书中，集中体现了管仲的思想。而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韩非，被人尊称为韩非子，著有《韩非子》一书，被誉为是法家集大成的作品，《韩非子》著作在现代，不仅被我国学者、专家所重视，而且也被新加坡、日本、韩国的诸多学者研究，“有人说：新加坡为维护社会纪律，采取重罚，令出必行，是他们行政绩效卓著的主因。殊不知，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再三致意的论题。”［1］（P10）对于管子与韩非子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韩非子对管子思想多有继承和借鉴。……古人议论往往多从‘法度’着眼，强调前后继承关系，古人或以为管子处于春秋礼乐时代，宽厚、通达、广大或过于韩非（如宋代刘恕）这又是从学说品格层面上的评价。其实，《管子》书中的稷下黄老之学，已经沟通‘道’与‘法’，……韩非子对管子‘道法’思想的吸收，从而更具体地展示了韩非子与管子思想的内在渊源。”［2］（P134）《心术》乃《管子》著作中的一部分；《心度》是《韩非子》中的一篇。本文不再分析管子与韩非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是分析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之异同如下：
一、《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思想之同
1.二者都重视获得“民心”之重要
《管子.心术》中曰：“从前，明君的心爱天下，故天下归附；暴君的心恶天下，故天下叛离。”管仲告诫统治者获取民心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明君要“爱民”、“爱天下”，才能得到民众的信赖和拥护。《管子.牧民》中说“顺民心则威令行”，只要统治者顺乎民心，则政令就会得到很好的执行，法的尊严和效力就会得到有效地发挥。当初鲍叔牙推荐管仲时就称赞管仲是“民之父母”。管子还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就是说：政令推行、国家兴旺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不行在于违背民心。老百姓厌恶忧愁劳苦，就让老百姓安逸快乐；老百姓厌恶贫贱就让老百姓富贵；老百姓厌恶灾祸，就让老百姓安心放心；老百姓害怕无后代，就鼓励生育。思为民众所思，想为民众所想，就会获得民心、获得了民心就获得了天下。
《韩非子.心度》中曰：“服战于民心”，就是说用兵能服民心才能胜利，圣人治理民众，必须先获得民心，才能取胜。《韩非子.心度》中又曰：“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当君主用刑法的时候，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爱护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因为只有惩罚邪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惩罚犯罪，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拥护与爱戴，就能治理好国家。
2.二者都以“治国”为宗旨
《管子.心术》中曰：“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管子认为百姓安居乐业，内心安定，不思迁徙，国家就会安定。而治理国家的掌权之人，只要“心安”国家就会安定；内心治理好，国家就会治理好。管子思考问题，首先考虑的是治国，是如何把国家治理的繁荣富强。管仲以“治国”为宗旨，关于如何治国管仲提出了“一体之治”的方法，即综合治理，努力把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调节到最佳状态。“管仲认为国家的权势受到伤害则百姓各行其是，法律被践踏后财货就会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教化不力则官府的号令没人理会，老百姓受到伤害就不会安居乐业。财货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他们自然就没了官德，号令没人理会自然就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在管仲眼里，君威、法制、财货、教化、臣民、生产、战事等这些政治、经济、人和物的因素之间是互相联系、配合的，共同构成了国家这个有机体，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遭到破坏，都会削弱国家整体功能。……管仲首先是严肃政令、审定官爵、核定民籍、严格执法，这是治国的‘四经’。”［3］（P64）管仲相府的厅堂前的石头上写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含有深刻的道理，因为老百姓都富足了，就会安居乐业，减少犯罪、社会安定。为了搞好经济，在农业方面，管仲把土地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级别的土地征收不同的税收，如果老百姓改善了土壤，增加了收成，五年内也不改变赋税，这样老百姓争相改善土壤品质，提高产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且管仲还十分重视商业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国举措，使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韩非子.心度》中曰：“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韩非子亦以“治国”为宗旨，他认为能够防御外敌、阻塞私欲着力自强，就能达到治理国家称王天下的目的。
二《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思想之异
1. 《心术》与《心度》对“圣人”理解不同
《管子.心术》中曰：“天曰虚，地曰静，……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意思是说：天是虚的，地是静的，人只有排除私欲，使自己处于虚的境界，就不会有主观成见，神明就似乎显现。事物总是纷繁很乱，静下心来就能厘清事物的脉络。能力再强也不能做好各种各样的事情，智力再好也不能计划得特别周全。事物本身有它固有的形态，固有的形态有它应有的名称，名称合乎它固有的形态，立名合乎于实际就是圣人。《管子.心术》中又曰：“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也就是说：圣人像天地一样是无私的。私是天下乱的根源。《管子.心术》中曰：“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 还曰：“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只有圣人能得虚道，圣人在裁定事物时，不为外物所影响，凭着一颗公正的心。于是，人们“心安”没怨言。所以说治理好“心”，国家就会治理好。
《管子.心术》中有些地方提到了“君子”，关于“圣人”与“君子”的区别，对“圣人”的界定，“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关于“君子”的定义，“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孔子家语·五仪》），很多学者认为“圣人”与“君子”没有区别，只是称谓不同。管仲在《管子.心术》中对“圣人”与“君子”都有论述，《管子.心术》中曰：“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其意思就是说：不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失去常理，喜爱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就是“君子”。《管子.心术》中还说：“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即“君子”不为自己的喜好厌恶所左右，不自以为是，不妄加变化，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去做事。
韩非子在《心度》中对“圣人”的描述，与《管子.心术》相比是比较少的，但是《心度》中也有对“圣人”的叙述，例如《心度》中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这里韩非子没有对“圣人”给予界定，只是提到了“圣人治民”，由此看出了韩非子是在统治者的层面对“圣人”进行的称谓，这里的“圣人”是指君主。
2. 《心术》与《心度》对“心”“性”诠释的不同
《管子.心术》中曰：“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对人用处死的刑罚，是因为人有怕死的本性。人有好利的本性，就用不利控制他。《管子.心术》中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管仲在这里分析了“心”的功能，认为“心”处于管理九窍的领导地位，即处于“君”位，其实这里管仲还没有意识到“大脑”是思维器官，认为“心”是思维器官，管仲认为“心”是通过“虚静”，而行使“君”的职责，心术即以静制动，以“静”治心，以“虚”管理“九窍”，就是君。“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术》）“心”如果遵循正道，“九窍”就能按照正道运行；如果“心”充满了欲望，就会分不清黑白，并且模糊视听。所以说，处于“君”位的“心”如果脱离了正道，君下位的就会荒诞不干正事。
而韩非子在《心度》中说：“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中又曰：“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这里韩非子只是强调“民之性”中的“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就是喜欢不受法的约束。韩非子没有像管仲那样从“心”的统领功能去深入地分析“性”， 着重分析了人性中的弱点，有不愿意受法约束的本性，认为如果国家不对人性中的“恶”严加控制，“恶”就会膨胀，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得不到治理。
3. 《心术》侧重“德”、《心度》侧重“刑”
《管子.心术》中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管仲认为，“德”是“道”的体现，万物依靠它才得以生生不息，心智依靠它才能真正认识“道”的精髓，所以说“德”就是“得”。《管子.心术》中又说：“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冶。”做事不正的人，是因为没有修养好道德；内心浮躁不专一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理好。这里管仲强调了修养道德，治理内心的重要性。《管子.心术》中又曰：“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这里管仲认为：用来操纵人民的不应该是刑罚；用来使人民恐惧的不应该是发怒。在这里，管仲没有像韩非子那样把“法”抬到了至上的地位。虽然管仲侧重“德”的重要，但是管仲也不忽视“法”的作用，正如《管子.心术》中说：“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这里管仲也说明了“法”的必要性，认为“法”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得已而实行的，所以依靠“杀僇禁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管子.心术》中曰：“故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管仲这里说明“刑”也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认为对民众赏赐不足以代表爱护，“刑”也不足以代表厌恶，只有“赏”和“刑”结合，才是很好地治理国家的表现。
《韩非子.心度》中曰：“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韩非子强调：治理民众，刑罚严明是治理的首要。“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明确奖赏，民众就会争相立功；严刑，则民众就会服从法令。如果国家不赏罚严明，就会造成混乱。韩非子认为：“法”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刑”使老百姓自爱，不去犯法。《韩非子.心度》中还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认为：治理人民无有一成不变的规定，只有“法”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并且“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法”也随之变化，才能治理好国家。可以看出，韩非子和管仲比较，韩非子更加重视“刑”，更加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三、比较《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思想的当代意义
比较《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之思想，发现《管子.心术》以“静”治心的研究之精湛，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当代具有现实意义；《韩非子.心度》以“法”约束“心”，“刑胜，治之首也”的理念，在当今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管子以“静”治心的当代意义。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各种欲望也有随之膨胀的趋势。世间纷繁吵杂，灯红酒绿，当今时代，外在的诱惑太多，各种欲望充斥于心中，难以保持一颗安静的“心”，变得浮躁、变得无所适从。管子以“静”治心的思想，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告诫我们只有“静”下心来，不为物欲所左右，“静心”、“正心”，无欲故“静”，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修身治心，“静因之道”，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有些学专家认为，管仲的“静因之道”对老子思想影响也很大。
在科技发展的当代，我们也需要“静”心，只有“静”心才能深刻地思考，例如曾经担任我国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董事局主席的柳传志，很多人佩服他的领导才能，而柳传志有一个习惯，时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静思，柳传志“静”思的方法，就是上香、盘腿静静地思考，不要任何人打扰。假若我们搞学问的人，在没有其他人干扰的情况下，每天坚持三个小时的“静”思，“静”以致远，人生境界、学术水平一定会提高很快。假如在看书写作的时候，一会儿想看电视，一会儿想在电脑上浏览网页，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又想与人聊天打电话等等，在多种诱惑下，无法安心，无法静心，这样就很难成就大事，即人们常说的“非静无以成学”。曾国藩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4］（P38）所以，《管子.心术》以“静”治心的思想，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2. 韩非子“刑胜，治之首也”的当代意义。
当今的我国，在公共道德方面，也应该和“法”密切结合，因为“法”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具有法律效力。例如我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情况时有发生，屡教不改，可见教育不是万能的，多年道德教育也不见成效。还有在食品安全方面，只是通过道德教育，是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某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当今我们吃的、喝的食品、饮料中，存在着假冒伪劣。对某些人而言赚钱是第一目的，对人是否有营养等问题都抛在了脑后，食品的不安全直接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韩非子.心度》中“刑胜，治之首也”给予我们启迪，告诉我们不断改善相关的法律，严格执法，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在新加坡、日本很多学者对韩非子的著作进行研究，韩非子思想也给予了新加坡、日本很大影响，例如在新加坡、日本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按规定进行严重的罚款甚至监禁。在食品安全方面也是如此，“民以食为天”，吃的如果不安全，轻则累计得病，重则当时就危及生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有严格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规，对食品加工、制造、使用、储藏、搬运、陈列等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记得2011年在日本访学期间，有一次去一个很小的食品店买一种糕点食品，那个服务员告诉我买的食品还有三天就到有保质期了，问我是否坚持买，我看了说明，一共十五天的保质期，看到恒温保存的糕点还新鲜，就坚持买了，那服务员又赠送了当天新作的两块糕点。当时我想：这事如果在我们国内，还没过期的食品，没人会提醒还有三天到保质期，更有甚者，有的小食品店的食品，即使到了有效保质期还更换日期条码。不是说日本服务员的素质多高，而是他们在严格食品安全法的监控下，已经习以为常。我国近几年，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修改，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要加大食品安全方面的处罚力度，通过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我们食品的安全性，增强我们的体质。
韩非子认为：“‘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六反》）重罚能制止的，并不一定用轻罚来加以制止；相反，凡能用轻罚能制止的，就一定用重罚来制止。所以，设置重罚，那么坏人坏事都被禁止了。而坏人坏事都被禁止，对于广大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5］（P89）虽然韩非子的重罚思想，学术界有争论，但是我国在食品安全、公共道德方面，也应该吸取韩非子的某些思想，加大处罚力度，通过法律的道德效应，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让我们吃的安心放心，养成我们维护公共道德的习惯，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水平。
----------------------------
作者简介：史少博（1965—）女，山东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张素贞.韩非子快读—国家的秩序［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5.
［2］杨义.韩非子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程国政.管子霸权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4］（清）曾国藩原著，吴江、袭铸男解译. 曾国藩秘传弟子书 上［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5］熊礼汇，茅穗穗编著.韩非子与现代管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来源：《管子学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