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三國演義》第一回開頭即云：「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講雖就政治形勢而言，其實學術的發展也是如此。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呈現的是「分」的局面；但是到了戰國末期以至西漢初年，就出現了「兼儒、墨，合名、法」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等融合諸子思想的雜家之作。[1]呈現的是「合」的局面。董仲舒順承此種趨勢，其學也是融合諸家，兼具儒與陰陽、道、法各家思想，但《漢書》曰：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2]
又曰：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3]
一則曰「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再則曰「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可見董仲舒之學雖雜揉諸家，而以陰陽家之說推闡其意，但仍然是以儒家為其學術的宗旨。
董仲舒的思想可從其著名的〈賢良對策〉中覘知大要，〈賢良對策〉共有三策，其第二策云：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4]
於主張興學養士之外，更在第三策云：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5]
後世所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者即自此第三策發之。故《漢書》稱「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6]可見董仲舒對孔子之學的推崇，以及將儒學落實於政教中的貢獻之大。
按儒家極為重視教化的影響，孔子嘗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7]即是以譬喻的方式強調教化的影響之大。考察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在三策之中，「教化」二字竟出現十餘次之多[8]，其他與教化相關之詞，如「化民」、「變民」、「德教」、「更化」等亦多達二十幾次，凡此皆可見董仲舒之稟承儒家傳統，對於教化的重視程度。
按董仲舒的思想規模極為宏闊，包羅天道論、心性論、涵養論、政教論等，且皆屬融會諸家之後的開新之論，非本文所能完全包羅。故僅依〈賢良對策〉所述者為綱領，輔以《春秋繁露》之所載，探討其崇儒重教的思想，並進而將這種思想與現代結合，闡發其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以見其雖時至今日，仍饒具值得我們認取採從者。
二、 董仲舒之崇儒
從董仲舒於〈賢良對策〉中建請漢武帝獨尊儒術，可以看出其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及推重程度。就此方面而言，大抵可就以下兩點說明：
（一）強調仁義之道
在〈賢良對策〉三策中，董仲舒屢屢述及仁義，有時是單言仁義，有時則將仁義與其他德目合而言之，如第一策云：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9]
再如第二策云：
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10]
又如第三策云：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11]
三策之中屢屢強調仁義的重要，但其所講的仁義雖承自孔、孟，卻又與之未盡相同。其言曰：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12]
又曰：
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13]
其意以仁為「安人」、「愛人」、「正人」，在「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義為「正我」、「愛我」、「自正」，在「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與孔、孟所講的仁義之意顯然不同。所謂「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極可能是受秦代以來注重文字之學的影響，以字形結構分辨仁義所指之差異。[14]其說雖與孔、孟有出入，但其目標仍在於修己、善群，此則與孔、孟所欲達成的理想並無二致也。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董仲舒於強調義的重要之際，更注意到義利之辨，曰：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15]
其說與孔子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16]孟子所謂「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17]可以互相發明。董仲舒並由此而提出受祿之家不與民爭利之說[18]，而其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言更是傳誦千古。[19]
（二）主張重德輕刑
既然強調仁義之道，很明顯的是對德養的重視，因此董仲舒認為施政應該以德教為主，而不應專任刑罰。如〈賢良對策〉第一策云：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20]
在第二策中更舉周朝初年之重德教，與秦朝之任刑罰，結果是一治一亂，以互相對照，云：
武王行大誼（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21]
在第一策中，將德、刑與陰、陽配合而言之，以陽為德，以陰為刑，認為天道以陽主生育養長，陰則積於空虛不用之處。若此論點，在《春秋繁露》中屢有論述，如〈天道無二〉云：
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22]
〈基義〉也有類似的言論，曰：
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虛。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23]
凡此皆可見其所強調者乃在儒家所重視之德，但論述德之重要遠勝於刑，卻從陰、陽之出入、主從來闡發，《漢書．五行志》所謂「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者，此即為明顯之例證。
按《論語》記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4]可見董仲舒之重德輕刑，與孔子所見並無二致，只是推論方式並不相同。
惟董仲舒雖重德輕刑，但對刑罰並不排斥，《春秋繁露．四時之副》云：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25]
也是推陰陽以成其說，認為罰、刑與慶、賞「異事而同功」，各有其作用，皆不可或缺。然而董仲舒又曰：
天之志，常置陰空虛，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26]
可見刑罰雖不可無，但其作用僅在於輔佐德教而已，並非居於主要的地位，與孔子對政刑的態度相同，但推論方式則有差異。
三、 董仲舒之重教
前已述及董仲舒於〈賢良對策〉三策之中，經常提到「教化」二字，在《春秋繁露》中也是如此，可以看出他對教化的重視。就此方面而言，亦可就下列兩點說明：
（一）重視教化的原因
董仲舒之重視教化，與其所持之人性論關係十分密切。他的人性論其實也是融會諸家，並參以己意，而提出新的見解。他為「性」下定義，云：
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27]
其說與告子「生之謂性」[28]，荀子「性者，天之就也」[29]、「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30]皆以為性乃天生自然，並無善惡可言。既然如此，當然對孟子的性善說持反對意見，曰：「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31]「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甚難當，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32]至於荀子的性惡說，董仲舒似乎並未加批評，乃是因為荀子之性論並非認定人性之本然為惡，而是說人性因情欲的導引，易流於惡而已。按董仲舒對孟子的性善說固然是持反對態度，但追根究柢，人性若無善端，則雖重視教化，如何能盡教化之功？可見董仲舒之重視教化，其說實涵有孟子性善說的因子在。綜而言之，董仲舒之人性論實已融會告子、孟子、荀子三家之說的部分觀點，然而又有所不同也。
董仲舒又將性與心、氣、情欲結合，並以其慣常使用的推陰陽方式，認為只有依賴教化才能禁制情欲的放濫，曰：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33]
已注意到性與心、氣、情欲之間的關係，並從天道扶陽抑陰的觀點加以論證，其說頗為複雜，甚至有些糾葛，難以充分闡述。然而最值得我們注意，也是他最有新意，且最能符應他的重教主張者，乃是他的性三等說。云：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繭待繅而成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34]
又云：
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35]
其說似有將聖人之性歸於性善，斗筲之性歸於性惡之趨向，然則孟子之所謂性善係就先天所具之質性而言，荀子之所謂性惡係指後天因情欲無節度所造成的結果。如其確實有意以此融會孟、荀之說，則顯然還缺乏相應的理解。然而所謂「性待教而為善」、「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才是其人性論的重心所在，之所以重視教化的原因即在於此。就此重視教化之目標而言，董仲舒與孟、荀之所致力者實無異趨。
（二）如何推行教化
基於對教化的重視，董仲舒在〈賢良對策〉的三策中，皆針對教化，或作原則性的論述，或提出具體的主張，如在第一策即以古之王者修教化以成美俗為例，建請漢武帝更化以修飭五常之道，曰：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36]
在第二策中除了主張興太學以養士之外，更建議改革選吏制度，不能再專從高官及富豪之家選用官吏，而應廣開賢路；並於任用之後加強考核，不以年資之久暫，而以才德之高下，作為升遷的依據。其言曰：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37]
在第三策中則提出受祿之家不與民爭利，使百姓尊其行為的高尚，樂於順從其教，敬其操守的清廉而受感化，養成不貪鄙的習性。又提出獨尊儒術的主張，以滅息邪僻之說，並讓人民有所適從。曰：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為制，大夫所當循以為行也。……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38]
按董仲舒以為推行教化最重要的目標乃在於崇本，所謂本者，指天、地、人三者，能崇奉此三者才能兼勝於人，獲得人民的擁戴追隨。云：
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榖，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君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39]
崇奉天、地、人三本之道乃在於推行仁義孝悌等道德涵養，以化民生善，而不以威勢成政。故云：
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40]
又云：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41]
凡此皆與以上所述崇儒之強調仁義、重德輕刑同條共貫。由是可見董仲舒之被推許為「群儒首」、「儒者宗」者，蓋有其原由也。
四、 董仲舒崇儒重教的現代意義
董仲舒尊崇儒家、重視教化的結果，在其所處的時代已發揮很大的作用，《漢書．董仲舒傳》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42]自此以後，儒家思想遂居於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地位，深刻影響政治教化的各個層面，長達兩千多年。時至今日，董仲舒的態度及主張，仍深具時代意義，約而言之，至少有下列數端：
一為諸子百家各有其長，但以儒學最切於時用
先秦時代，諸子勃興，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載，共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等十家。此十家各有其所出，也各有其所長及所短，但雖相反而相成，故〈諸子略〉小序云：「《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43]雖云諸子百家皆屬六經之支與流裔，但《漢書．藝文志》仍明言儒家「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44]推許儒家「於道為最高」，認為其地位迥出於諸子之上。
按儒家講求仁義而重禮教，以孝悌為基礎，以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45]以仁修己，推而治人，更由家庭擴展至社會，以至天地萬物，故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6]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47]此種由近及遠的推愛方式，顧及人情的親疏遠近，而有輕重緩急之別，最合乎事理之宜，既切於民生日用，也容易了解、實踐。是否「於道為最高」？雖然難以斷言，但其能居於主流的地位，實非偶然。
自清朝中葉鴉片戰爭以還，在列強的堅船利礮侵凌之下，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失，以為傳統文化皆屬糟粕，鄙而棄之惟恐不及。所幸歷經頓挫轉折，現代人已逐漸體會傳統文化有其精粹而值得珍貴之處，因此乃有國學熱之風潮興起。按所謂國學者，理應包涵諸子百家，但如上所述，儒家思想切於民用而易知易行，因此吾人今日推展國學，固當以儒家思想為主，自不待言。
二為富而後教乃孔子之所重，在今日尤宜重視
據《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48]足見孔子以為治民之道，乃在於先富後教。蓋民生富足之後，即當施以教化，否則容易放逸為非，以至淪於相互侵凌、弱肉強食，與禽獸相去不遠。故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49]教化之重要於焉可見。
按民生有六大需要：食、衣、住、行、育、樂。前四項偏於物質層面，而以滿足生理需求為主；後兩項偏於精神層面，而以滿足心理需求為主。想要判斷人民之水準是否達到文明的程度，可從其生活較注重哪一個層面加以判斷：較注重前者則文明程度仍有待提升，較注重後者則文明已達一定程度。目前因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生活的前四項基本上已漸能滿足，但國民的素質並未相對提升，不注重整潔，不遵守秩序，不講求禮貌，……等種種脫序行為屢見不鮮。凡此皆有賴於我們致力於推行教化，以儒家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50]以及講求禮教，非禮則不視、聽、言、動的四勿精神，[51]讓國人接受薰陶化育，而皆具有高尚的涵養，以形成良好的風氣，促進社會的安定和諧，並贏取國際上的正面形象，彰顯出傳統文化的珍貴。
三為改革選吏制度、不與民爭利之主張仍富有現代作用
董仲舒在〈賢良對策〉的二、三策中，曾分別提出改革選吏制度，以及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的主張。時至今日，雖時移勢異，仍非常值得我們認識其所蘊含的意義，掌握其所具有的精神。
就改革選吏制度而言，不能專從高官及富豪之家選用官吏，而應廣開用賢之路，則政治資源才不致於被富貴子弟壟斷。廣開進賢之路的結果，可使當時能孝悌、力田的貧寒子弟有機會從政，不上進的富貴子弟即無法繼續位居要津。如此則社會的上下階層可以保持流動，因而長期擁有活力，此對於社會的進展裨益極大。晉用人才只注重其賢能與否，而不論其出身背景，只要肯努力，即有機會出人頭地，可鼓勵大家力爭上游，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意義。另外在晉用官吏以後，其升遷不以日月為功，而以實試賢能為上，如此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的結果，可使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則對於吏治的清明，行政效率的提升，將可發揮很大的作用。也同樣的可以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遏止偷懶怠惰、走偏門左道的歪風，有其時代的意義。
就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言，讓有高俸祿之收入者不與從事農、工、商等收入較少階層者爭奪利源，以達「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在今天更深具意義。蓋貧富不均已是目前世界各國皆必須面對的嚴重問題。據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的調查指出，貧富差距的情形已愈來愈大，全球占人口總數前1％的富人所擁有的財產，至2016年，將超越其他99％人口財產的總和。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52]資源分配不均實為社會動亂的根源。故為如何避免掠奪，讓資源的分配合乎公平正義，以消弭貧富的差距，減少人間的不幸，增進社會的安定和諧，更是現代人類所應共同面對，並集思廣益，積極尋求解決的問題。
五、 結語
儒者所欲達成的目標，乃在於修己以安人、安百姓，[53]在於博施於民而能濟眾，[54]然而除非在政治上得志，則難以遂其所願。先秦時代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宗師，雖然懷抱極大的理想與熱誠，想要得君行道，但終其一生，仍未能實現。直到兩漢初期，董仲舒才開始扭轉此一情勢，在獲得漢武帝的信任之後，將其所主張者化為實際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取得正統地位，並且獲得部分實現，功績十分值得肯定。但是為了迎合帝王及時代風潮，不得不揉合百家，並以陰陽家之說作為推論方式，將儒者所強調的人的主體性，轉換為具有權威性格的天，從而被統治者假借運用，難免也遭致批評。
然而從儒者之目標乃在於由內聖以達外王的角度來看，如非董仲舒的極力推崇儒家，儒家是否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導的地位，並因而使儒家向來所主張的仁義之道，以及「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民方式，得以在歷史上實現，則十分難以斷言。更何況儘管時至今日，不論其所堅持的理念，如尊崇兼顧情理的儒家思想，強調教化的重要等；或所提出的具體主張，如改革吏治、消弭貧富差距等；仍饒具時代意義。凡此皆可見董仲舒之所樹立及影響者，既深且遠，值得我們在肯定之餘，擷取其精要作為行政施教的參考。
[1]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藝文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影印光緒庚子春日長沙王氏校刊本，頁897。
[2]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董仲舒傳》，同1，頁1173。
[3]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漢書．五行志》，同1，頁600。
[4] 同2，頁1168。
[5] 同2，頁1172。
[6] 同2，頁1173。
[7] 朱熹撰《論語集注．顏淵》，臺北：大安出版社，《四書章句集注》，2005年8月第1版第五刷，頁190。
[8] 經統計，第一策出現11次，第二策出現3次，第三策出現2次，計凡16次。
[9] 同2，頁1164。
[10] 同2，頁1167。
[11] 同2，頁1171。按三策之中述及仁義之處皆不只一條，此處為省篇幅，僅各引較簡短之一條以為例證。
[12] 董仲舒撰．蘇輿義證《春秋繁露．仁義法》，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10月台再版，頁174-176。
[13] 同12，頁178。
[14]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敘》：「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影印經韻樓藏版。又《漢書．藝文志》著錄有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司馬相如《凡將》一篇，同1，頁885。
[15]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同12，頁185。
[16] 《論語．里仁》，同7，頁97。
[17] 《孟子．梁惠王上》，同7，頁279。
[18] 〈賢良對策〉第三策：「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為制，大夫所當循以為行也。」同2，頁1171。又《春秋繁露．度制》：「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同12，頁161。
[19] 《漢書．董仲舒傳》，同2，頁1172。但《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同12，頁188。遠不如《漢書．董仲舒傳》所載之膾炙人口。
[20] 同2，頁1165。
[21] 同2，頁1168。
[22]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同12，頁243。
[23] 《春秋繁露．基義》，同12，頁248。
[24] 《論語．為政》，同7，頁70。
[25] 《春秋繁露．四時之副》，同12，頁250。
[26]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同12，頁236。
[27]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同12，頁204。
[28]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謂性』」，同7，頁456。
[29] 荀況撰．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性惡》，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第二冊，1972年10月新1版，頁290。
[30] 《荀子集解．正名》，同29，頁274。
[31] 同27，頁204。
[32] 《春秋繁露．實性》，同12，頁217。
[33] 同27，頁205-207。
[34] 同27，頁209-210。
[35] 同32，頁217-218。
[36] 同2，頁1165-1166。
[37] 同2，頁1168。
[38] 同2，頁1171-1172。
[39] 《春秋繁露．立元神》，同12，頁117-118。
[40] 《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同12，頁224。
[41] 同40，頁224。
[42] 同2，頁1172-1173。
[43] 同1，頁899。
[44] 同1，頁890。
[45] 《論語．學而》，同7，頁62。
[46] 《論語．雍也》，同7，頁123。
[47] 《孟子．盡心上》，同7，頁509-510。
[48] 《論語．子路》，同7，頁199。
[49] 《孟子．滕文公上》，同7，頁360-361。
[50] 《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7，頁232。
[51] 《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7，頁181-182。
[52] 《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同7，頁237。
[53] 《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同7，頁222。
[54] 《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7，頁123。
董金裕:政治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