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道拨乱》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他著《易道拨乱》是针对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而作，其主旨是“拨”朱熹“易道”之乱。《易道拨乱辨》是江户时期儒者森銕大年的著作，他著《易道拨乱辨》的主旨是反驳太宰纯的观点。本文主要解剖《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辩驳，论述了《易道拨乱》、《易道拨乱辨》著作之主旨；《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易之道”之辩驳；《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本图书”之辩驳；《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原卦画”之辩驳；《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明蓍策”之辩驳；《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考变占”之辩驳。
【关键词】《易道拨乱》，《易道拨乱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辩驳
《易道拨乱》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太宰纯（太宰春台）是信州( 长野县) 饭田人，生于1860年，死于1747年，字德夫，小字弥右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是古文辞学派( 萱园学派) 创始人荻生徂徕的门人。著有《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校正音注》一卷、《古文孝经正文》一卷、《古文孝经略解》一，太宰纯校刻、音注的《古文孝经孔氏传》被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还著有：《论语古训外传》二十卷、《论语正义》二卷、《论语古训》十卷等书。森銕大年，又称：森 東郭，江户时期中期的儒者，名：鉄，字大年，生于1729年，卒于1791年，千叶县人，他排斥荻生徂徕之学，著有《非弁道弁名》、《易道拨乱辨》等书。本文主要解剖《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辨驳，分析如下：
一《易道拨乱》、《易道拨乱辨》著作之主旨
《易道拨乱》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他著《易道拨乱》是针对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而作，其主旨是“拨”朱熹“易道”之乱，正如《易道拨乱》序中所言：“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易道之难明也，可以见矣。商瞿之所受而传，至于汉末，泯焉蔑闻。后世诸儒不知‘其所以难’明也。各从其性之所近，妄意注解，自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王弼、韩康伯之徒，以至唐宋诸家注易者，皆是也。独朱晦菴不依诸家传注，断然以为易只是卜筮书。因著易学启蒙及周易本义，其志专在复古，固颇有所发明，然其所谓本义者，系辞以下，乃其家言，启蒙也多牵合。我薹春台太宰先生，抱
不世出之才，数奇弗试，退而修经术，一日因门人请益，而著易道拨乱，以辩启蒙之牵合，又撰周易反正，以明古训，拨乱业已上梓，反正亦既脱稿，行将命梓。”[1]（P1） 太宰纯认为朱熹的《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中观点多牵合，于是著《易道拨乱》而指出朱熹观点之牵合。
《易道拨乱辨》是江户时期儒者森銕大年的著作，他著《易道拨乱辨》的主旨是批驳太宰纯的观点，正如《易道拨乱辨》序中所述：“易道拨乱者，出于春臺太宰氏，盖信朱子以卜筮言易，而取启蒙之得厥旨，又疑其说之与己意不合者而所作也。夫春臺子研综经传，著述最富，亦豪杰士也，虽然，以一排宋儒建其门户，故言失于过激，义伤乎新奇，往往而有。” [2]（P1）森銕大年指责太宰纯：“德夫为人，好言人短，顺非不改，及其徒问易，恐害其家学，顿怒眼张臂，强注拨乱一篇，不知其为拨乱也，抑以燕石实为美玉乎。” 森銕大年认为太宰纯的观点太偏颇。
二《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易之道”之辩驳
太宰纯《易道拨乱》曰：“ 夫易之道在象数，名于象数，然后可以言易也。孔子作十翼以赞易，其要在象数，孔氏之易，传自商瞿，以至汉儒。汉儒专门之学，无非唯象数是传，东汉之末，诸儒辈起，人自为说，而专门废，于是孔氏之易，遂失其传，而象数之学，仅存于卜筮家，则如魏管公明，晋郭景纯，得其遗法者也。迨乎晋人喜好玄理，至于以易与老庄，并称三玄。谓易道亡于晋可矣，悲夫，即王辅嗣韩康伯注易，以老氏虚无为易道之本，其不谬哉。唐孔颖达作正义，亦但从王韩二氏注而详之耳。与孔氏之易，无所发明，释一行自谓知易，亦唯以之缘饰其所谓曆术而已。其於易道则末也，宋程正叔注六十四卦，及彖象文言，名之曰传，其为书也，不说象数，特因易辞而称说一家之言耳，亦犹郭子玄之注庄子也，焉得谓之传乎？正叔盖视易如尚书论语，以为但明此道，可以修身，可以治天下国家，岂不谬哉？朱晦菴自称程氏之徒，而尊二程如圣人，然於易则不取程传，尝言易只是卜筮书，及其自为说也，名之曰‘本义’，此其自信亦固矣，乃又别著启蒙，以蒙象数，不知易而能如是哉，夫晦菴之於易也，依晁吕二家说，正其简编，以復孔氏之旧，其功一也，著启蒙以明象数，其功二也。解经辞而专以象占为说，易道庶几復古，其功三也。然其於启蒙，未免牵合附会，其所谓本义者，亦唯六十四卦之解，文简而意精。至于系辞，则以其家言解之，无可取者，是晦菴之未知易也。夫易自有易之道，与他经异，故系辞所云，皆易之道耳，晦菴乃常道视之，且专以理气心性说之，所以谬也。夫孔氏之易亡于汉，而后世无传，则其书虽存，一乱于晋人，再乱于宋人，其象数之说，卜筮家所传,往往附会以阴阳杂说，则亦非其正也，晦庵在宋人之中，独能究象数之原，而易道復古者，不啻十五，惜也义理之学，累其知识，不觉路头之差，骎骎驰骋乎理气心性之场。” [1]（P1-2）太宰纯首先断言：朱熹“尊二程如圣人，然於易则不取程传，尝言易只是卜筮书”。又叙述了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的功绩，如“夫晦菴之於易也，依晁吕二家说，正其简编，以復孔氏之旧，其功一也，著启蒙以明象数，其功二也。解经辞而专以象占为说，易道庶几復古，其功三也。”但是太宰纯认为朱熹的《易学启蒙》“未免牵合附会”,朱熹的《周易本义》“亦唯六十四卦之解，文简而意精。” 太宰纯指出:“易自有易之道”朱熹却以“常道视之，且专以理气心性说之，所以谬也”。 认为朱熹独能究象数之原，可惜也只是义理之学，“骎骎驰骋乎理气心性之场”。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驳斥太宰纯《易道拨乱》中的观点，指出：“先王之治天下也，以道御人，未闻以人御道，德夫未知易，焉知尚书论语乎？又曰：朱子不取程传，岂其然乎？程子云：予所传者辞也，盖朱子辅其不足，说卜筮耳，于是乎，易道全矣，备矣，何为不取焉？”在这里，森銕大年指责太宰纯“未知易，焉知尚书论语乎？”又指责太宰纯认为朱子不取程传，“岂其然乎？” 森銕大年指出：朱熹的“《易》本卜筮之书”中的“卜筮耳”，“易道全矣，备矣，何为不取焉？” 森銕大年不否认朱熹“不取程传”，而是“盖朱子辅其不足，说卜筮耳。” [2]（P2）
我国的专家、学者一般认为：朱熹的哲学思想虽然继承二程，故有“程朱”之称，然而朱熹对待周易的态度则有异于二程。因为程氏《易》学遵循王弼开拓的以“义”释“易”的道路，然而朱熹则认为易是卜筮之书，写作《周易本义》就是要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由上，日本江户时期的哲学家、儒学家太宰纯与森銕大年的争论中，太宰纯也认为朱熹对待周易的态度则有异于二程，太宰纯指出朱熹“於易则不取程传，尝言易只是卜筮书”，然而朱熹关于“易之道”，却以“常道视之，且专以理气心性说之，所以谬也”。 森銕大年却认为朱熹的“易道全矣，备矣，何为不取焉？” 反驳太宰纯认为朱熹不取程传，认为朱熹只是弥补程传之不足而说卜筮。其实，我国著名学者周予同也对朱熹的观点进行过质疑：“在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以象数，以维持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上绝不能有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嫌，此实非朱熹初意所及料也。”[3]（P55）并且在我国的汉学者中也有对朱熹观点质疑者。
三 《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本图书”之辩驳
太宰纯《易道拨乱》“本图书”曰：“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言圣人制作，必有所则也。圣人，指伏羲义与禹也。伏羲则河图，以作八卦。禹则洛书，以作九畴。河图，伏羲所则，易之所本，系辞固当言之。洛书则禹之所则，洪范所本，於易无关，孔子特以其事相类，固因而言之耳。非谓洛书有关于易也，古人文辞，时有似此，夫数之本一也，故河图洛书，皆本於一，然河图成於二五，洛书成於三三，河图极於十，洛书极於九，故河图，偶数也。洛书，奇数也。易则河图而作，故其道有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故时有寒暑，日有畫夜昏明，人有君子小人，事有吉凶，行有可否，易者所以占人事之可否也。占者，所以决嫌疑，定犹豫也。庄周曰，易以道阴阳，岂不诚哉？夫惟道阴阳，是以占者得以决可否，易者，圣人之所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故非阴阳，无以明之，河图之数，五奇五偶，阴阳分类，故伏羲则之以作易，易既成矣，则用之占决人事，及其占之也。不吉则凶，不凶则吉，二者必决于一，此所谓开物之道也，洛书之数极于九，其位五在中央，禹则之以作洪范。洪范者，人君莅天下之大法也，故九畴其五为皇极。皇极者，大中也。人君所建以导民也。夫易者，阴阳变化之道也，洪范者，人君莅天下，不易之大法也，此其相反者一也。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故易数始于二，洛书之位，纵横斜交皆三，而五常在中，二者，吉凶也。故易可以占决人事之疑，三者，若以为一善一恶，则其一为善恶相半，何以占决，故洪范不可以占，此其相反者二也，河图比洛书，多其十，洛书比河图少其十，河图，偶也；洛书，奇也，奇偶者，阴阳之数也，阴阳各有为，阴不能为阳事，阳不能为阴事，河图洛书亦然，故河图不可以叙九畴，洛书不可以畫八卦，此其相反者三也，刘子峻曰：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此言易范二者可并行而不可相无也。岂谓图书二者相通其用哉，晦庵惑於子峻之言，依刘牧蔡元定等谬说，以为图书实可互用，岂不亦谬乎？夫河图之数二五也，偶也，阴也，洛书之数三三者，奇也，阳也，子峻所谓相为经纬者，特言阴阳之道而已，八卦者，变化之物也，九章者，常道也，所谓相为表里者，言动静佚为宾主也。非谓河图可以为易，亦可以为范，洛书可以为范，亦可以为易也。晦庵设为问答，以论图书之位与数，大抵皆空论，而多牵合附会，晦庵於序，病涉于象数者，皆牵合附会。而己亦未免牵合附会，谓之何哉？其以河图为数之体，洛书为数之用，殊为可笑。体用云者，释氏之言也。数岂有体用乎？其论图画中五曰，河图以生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生数之象焉，洛书以奇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奇数之象焉。此并无其实，皆所谓空论也，其论洛书之实曰，其一为五行，乃至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矣。此最牵合附会者，何晓然之有？其下云，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此下乃牵合之牵合，附会之附会也，至若谓河图之五行，固洪范之五行，乃五行家之妄见，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又九畴之子目者，特偶然耳。以此为经纬表里之证，何晦庵之狡黠也。实也堪捧腹，其下云，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耶。此问者之言，依刘牧易置图书之说，而强通之意，言亦巧矣，余惟洛书决不可以为易，而河图诀不可以为范，图自图，书自书，二者决不可以互用， 譬犹规不可以为方，矩不可以为圆也，及晦庵答之，又有以图为书，以书为图之说。则虚其所有，实其所无，以成其义，牵合附会，至于此而极矣。果如其说，则天下之数，何不可通？孟轲有云：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晦庵之为易，可谓凿矣。要之未知易之道也已。” [1]（P3）“晦庵”指朱熹，因为朱熹号为“晦庵”。太宰纯指出“洛书则禹之所则，洪范所本，於易无关”，认为“惑於子峻之言，依刘牧蔡元定等谬说，以为图书实可互用，岂不亦谬乎？” 指责朱熹以河图、洛书实为互用，很是荒谬。并且认为朱熹“设为问答，以论图书之位与数，大抵皆空论，而多牵合附会，晦庵於序，病涉于象数者，皆牵合附会。而己亦未免牵合附会，谓之何哉？其以河图为数之体，洛书为数之用，殊为可笑。”认为朱熹“以论图书之位与数，大抵皆空论，而多牵合附会”，指出朱熹在其序中“病涉于象数者，皆牵合附会”，揭示了朱熹“皆牵合附会”的原因，是“以河图为数之体，洛书为数之用”。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驳斥太宰纯的观点，指出：“本图书论曰：洛书则禹所则，洪范所本，与易无关，惜哉，德夫之说易也，驷不及舌，洛书犹河图，河图犹洛书，洛书不关易，则孔子何言焉？天地之理一而已，无不关易者，包羲夏后易地则皆然。又曰：易范相反者三，不可互用也。其说坚白害道之大者也，其说言洛书之位，纵横斜交者三，三者若以为一善一恶，则其一为善恶相半，何以占决？德夫之狡黠，皆捨理取事之弊也，夫洛书之三，其二者两仪，其一者太极也。犹前后有中央，有物有则，自然之数，何为相反乎？且图书者象也。吉凶善恶者人也，象岂有善恶哉?两仪固无吉凶矣。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未闻二者吉凶也。所谓牵合之牵合，附会之附会，德夫自辍也。是以已形已见者，欲求未形未见者也。朱子曰：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之，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其不然乎？图书者，象也，可以通，洪范者，事也，不可占，德夫曰：洛书奇也，河图偶也，奇偶者，阴阳之数也，阴阳各有为，阴不能为阳数，阳不能为阴数，云云。殊为可笑之甚矣，夫事者各异也，理者一也，图书者象数，非事物，故图可以叙九畴，书可以画八卦，刘子峻曰：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此言图书二者可相通也。岂谓易范二者可并行哉？经纬表里，犹阴阳体用，其本一也。德夫二其本故也，其体用则释氏之言云者，不知字之甚也，夫字犹卦画，寓理之器也，朱子常说道：何嫌用释家之语，既有图书，何无体用？又随中五生奇之象曰，并无其实，皆所谓空论也，此復泥生奇之字耳，其下云，此最其牵合附会者，又云牵合之牵合，附会之附会也，其牵合者何？其附会者何？其偶然者何？余未知其何言也，所谓顺非不改，好言人短者非邪。其图自图，书自书，二者决不可互用云者，此不知其圆方也。象岂如器方圆哉？理一而已，理若不通，则河图不可以作易，人不可以学圣。” [2]（P4）森銕大年驳斥太宰纯“洛书则禹之所则，洪范所本，於易无关”说：“洛书不关易，则孔子何言焉？天地之理一而已，无不关易者”。认为天地之理是一个,都和“易”有关。并且认为太宰纯的论证狡黠，都是舍理取事之弊。
“本图书”是朱熹《易学启蒙》中的第一部分，是对河图、洛书的解说。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余敦康这样分析：“《启蒙》首先以《本图书》开篇，从历史考据与哲学义理两个方面来论证河图洛书乃天地自然之易，是‘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文献学的角度解决了图书之真伪的问题，并且纠正了刘牧以九为河图、以十为洛书的谬误。……朱熹通过这种比较，认为河图与洛书可以互通。……但就哲学义理而言，图可以为书，书亦可以为图，其为理则一，并无先后彼此的区别。此理即自然之理，天地之理。”[4]（P7）而江户时期日本的儒学家太宰纯的《易道拨乱》与森銕大年的《易道拨乱辨》，是从他们研究朱熹《易学启蒙》中“本图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以至于他们之间展开争论而著书。
四 《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原卦画”之辩驳
太宰纯《易道拨乱》“原卦画”中指责朱熹“原卦画”：其一，“系辞曰：易有太极。易者，阴阳变化之道也，极者，以人所準据为义，亦有中义焉，此言阴阳变化之道。人之所以準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物也，惟其初统会于此，而未有仪刑，故名之曰太极也，晦庵解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图洛书，晦庵必欲虗之以为太极之象，亦牵合附会也。” [1]（P4）其二，“引周子太极说曰：无极而太极。圣人但云易有太极，茂叔乃云无极而太极，此无稽之言，杜撰之大者也。” [1]（P5）其三，“引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道岂太极也哉？心为太极，乃佛氏之见也。凡此皆不知易者之言，晦庵引之，亦足以见其不知易焉。” [1]（P5）其四，“系辞曰：是生两仪，是者，指太极，两仪，谓阴阳，此言太极分为阴阳，则有寒热昏明生杀发敛之仪刑也，晦庵以畫为易，非也。且曰：在河图洛书，则奇偶是也。河图固有奇偶，相配于五位，两仪具矣。晦庵引之，亦谬矣。” [1]（P5）其五，“系辞曰：两仪生四象，仪，犹象也，谓之仪。谓之象，无大异义，其数九八七六，在河图则分处四方，固四象之所则也，在洛书则分处二方二隅，奇偶不相配，非易之道也。四象何则之乎，是以牵合也。依周说以为水火木金，亦附会也。” [1]（P6）其六，“系辞曰：四象生八卦，卦之言掛也。掛而示之也，八卦非必则河图而作也，故系辞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云云。于是始作八卦，而不言则河图，此其证也，晦庵乃必言所在图书之位，亦牵合附会也。” [1]（P6）其七，“伏羲卦图，邵氏所传。史云：本出华山陈图南氏，不知图南得之何人，其属之伏羲，亦不知何据。尧夫说伏羲卦画，虽详矣，亦多牵合附会。” [1]（P6）其八，“其分天之四象，地之四象，近杜撰矣。其曰先天学，心法也，则佛氏之见矣，文王八卦，尧夫说之亦详，晦庵更为之说，加详焉。惟不知其果然否，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云云。晦庵解曰：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为震。云云。后儒以为此注初九初六，当云初画，九二六二，当云中画，九三六三，当云上画，盖此章所云乾坤者，八卦之乾坤，三画者也，未可言九六初二三也，此说是也。下文曰：凡此数节，皆文王观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为说，所谓数节者，指所引说卦文也， 说卦者，仲尼之言，非文王之说也，晦庵以为文王之说，何也？” [1]（P6）综上，太宰纯在《易道拨乱》“原卦画”中，用“亦牵合附会也”、“此无稽之言，杜撰之大者也”、“亦足以见其不知易焉”、“亦谬矣”、“亦附会也”、“亦多牵合附会”、“何也？”等激烈的词语，指责朱熹的观点并质问。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驳斥太宰纯的观点，对太宰纯《易道拨乱》“原卦画”中对朱熹的指责进行辩论，指出：“夫数即阴阳，阴阳即道，道即一。孔子曰：予以一贯之，子思曰：可离非道也，不知易者何人乎？原卦画论者，旡朕二字，出于庄子，非所以解太极，嗟何膠之甚乎？字则载道之车，车其恶载太极哉？车不知太极，故恶焉乎？堪捧腹。又曰：圣人但云易有太极，茂叔乃云无极而太极，此无稽之言，杜撰之大者也，此不知太极，故疑无极耳，其所言朱子之糟粕也，食粃糠者，不知旨味。宜哉，引邵子之说曰：道为太极，道岂太极也哉？心为太极，乃佛氏之见也，凡此皆不知易者之言，晦庵引之，亦足以为不知易焉，吁德乎未知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岂非太极乎？不知心者，不知己，不知己者，不知天，不知天者，不知道，道者太极也，未知太极，焉知无极？未知己，焉知人？又引系辞云：两仪谓阴阳。晦庵以画为易，非也。殊为可笑，然则
由上，太宰纯在《易道拨乱》中指出的“茂叔乃云无极而太极，此无稽之言，杜撰之大者也”， “茂叔”是指周敦颐。其实，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解释太极，第一句是“自无极而太极”，而朱熹整理注解《太极图说》时，删去了“自”字，修改为“无极而太极”。“原卦画”是朱熹《易学启蒙》中主体部分，是对伏羲四图、文王二图的说明, 综述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论述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阐释了伏羲画卦之缘由，“关于伏羲画卦之所由，朱熹仍以《本义》之四图为据，先画横图，后画圆图，横图以明八八六十四卦生成之次序，圆图以明其组成的方位与运行的原理。”[4]（P8）其实，朱熹自己也有很多困惑和不解，他说：“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朱子语类》七十七）由此可知，也许朱熹也没有把自己对对伏羲四图、文王二图的阐释看作定论，故而古今中外为此争论也颇多。
五 《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明蓍策”之辩驳
太宰纯《易道拨乱》“明蓍策”中曰：“系辞曰：大衍之数五十。衍，敷衍也。既有大衍之数，则当亦有小衍之数，竊谓河图之数，始于一，终于十，是为小衍，天地之数，位于五处，五位各居天地之数，阴阳之义也。故五十为大衍，不容更有异义，晦庵于此，不得其解，强起异端，大抵皆牵合附会也，其言洛书也有大衍之数五十之数，尤不可晓，洛书无十，其积四十五，何得衍为五十，可谓牵合之牵合也，谈理之弊，流为虗处，凡此类也，自此以下，晦庵随系辞之文，以说筮法详矣。且其依旧说，用三变皆掛之法，而斥近世诸儒前一变独掛，后两变不掛之非，为作图说，以明四象阴阳策书，极为详备，启蒙其中，惟此一节。为得其正，无可议者也，注引蔡元定之言亦不恶，唯其言阴阳之体用者非是，不可从也，体用者，释氏之言也。系辞章末曰：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年酢，可与祐神矣，此言揲蓍占卦之功以赞易也。显道，言阴阳变化之道，因蓍而显也，神德行，言君子之德行，因卜筮而神也。酬酢，谓人事之往复也，且如议婚，稽诸卜筮，然后可以定约，祐神，谓傅鬼神之命也，鬼神不能亲临人，人假蓍龟，以受其命，是蓍龟助鬼神也，晦庵之解谬矣。” [1]（P7）这里明确指出了朱熹《易学启蒙》中的“明蓍策”中有两处“牵合附会”，一处错误。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驳斥太宰纯的观点，指出：“明蓍策论曰：大衍之数五十。晦庵不得其解，其竊谓之说，此何据也，泥事之弊，亦不堪笑，洛书犹河图，河图犹洛书，其一二三四，各含六七八九，六七八九，亦各含一二三四，五含五，十含五，於此可见八方即四方，四方即八方也，中央即太极，太极即中央，八方得中央而成矣。中者理也，非子莫所谓中。又曰：君子之德行，因卜筮而神也，岂其然哉？卜筮者易之用也，使民由之道也。故孔子曰：不占而已。试问彼所谓卜筮，果何事乎？ 纳甲飞伏之妄说，以欲神德行乎？固哉。” [2]（P6）森銕大年认为太宰纯对朱熹的质疑没有依据，是“泥事之弊”。但对太宰纯《易道拨乱》的辩驳显得无力，也似无逻辑。
朱熹《易学启蒙》中的“明蓍策”，是对古筮法的论述，这里叙述的是以画卦的原理为依据、用揲蓍以求卦的方法。朱熹认为揲蓍求卦之法本于大衍之数，朱熹研究古代筮法，其目的为了穷筮法之理，尽管朱熹所阐释的“挂枋法”操作方法有诸多异议，但是朱熹把筮法提到哲学的层面来考察的思路，对后世的研究思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 《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关于“考变占”之辩驳
太宰纯《易道拨乱》“考变占”中曰：“晦庵依用九用六之辞，而推之六十四卦之占法，且考诸春秋传，以立之法，可谓明且备矣，然其中犹有一二不可晓者，曰：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此晦庵以意言之，夫诸卦六爻，其辞不同，吉凶亦异，若所变二爻，一吉一凶，则何所适从，果以上爻为主，则如下爻何？若兼取二爻，则何以决疑，此其不可晓者一也。曰：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六爻皆变者，用之卦彖辞，此当然之法也。此外不当有用彖辞，一彖辞而两用之，非所以为断也，此其不可晓者二也。程沙随所引贞屯悔豫皆八，在国语，本不可晓之事，阙之可也。前十卦后十卦，亦晦庵之意见，不足信也。曰：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此以晦庵之意言之，二不变爻，若一吉一凶，则亦何所适从，果以下爻为主，则如上爻何？若兼取二爻，则何以决疑，且易必占其变，捨变者，而用不变者以占，亦非所宜也。朝鲜李退溪疑之，予亦疑之，此其不可晓者三也。曰：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此亦晦庵以意言之，然予以为众动，则必有一不动者主之，今五爻变，而一爻不变，其占当在不变爻，一爻变而占本卦变爻，则一爻不变，当占之卦不变爻，故此一例，当从晦庵之言为是，注引春秋传遇艮之八，若无下文史曰是谓艮之随，则所谓艮之八，不可知为何卦也，杜注也无明解。凡左氏所记，当时筮者之言，当有其法，恐商瞿所传孔氏易是已。后世其法不传，故读史传者，莫能晓其义，晦庵欲专以卦爻辞为占，夫人事无穷，而辞有所局，何能尽人事之变，故筮者莫如观象以为占，而辞有吉凶悔吝，可以为断而已。至若纳甲飞伏，虽不知其所起，盖传自鬼谷子之徒，而汉儒用之，今人用之，亦能奏效，岂可概以非古法斥之哉？夫易广矣大矣，故近世卜筮家，附会以杂家之言，犹能占断，况汉魏以来，先哲所用乎？夫易之本在象数，故筮者先明象数，次考纳甲飞伏，孤虗旺相，以占其事，然后断以卦爻辞，其取卦爻辞者，所谓六爻皆不变者，取本卦彖辞，六爻皆变者，取之卦彖辞，一爻变者，取本卦变爻辞，五爻变者，取之卦不变爻辞，馀不取卦爻辞，是为定法。今人生於古法亡之后，而欲筮以决疑，不亦难乎？故予不自揣，当竊考古人遗法，以立一家占法，庶几尽人事之变，若有試者责以杜撰，亦无所逃云。” [1]（P7-8）太宰纯对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部分观点的质疑，对朱熹依用九用六之辞，而推之六十四卦之占法，指出了三处“不可晓者 ”，并说明不仅自己质疑，就连朝鲜的儒学者李退溪对此也质疑。又指出今人生于古法亡之后，而欲筮以决疑，是非常困难的。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驳斥太宰纯的观点，指出：“考变占论曰：夫诸卦六爻，其辞不同，吉凶亦异，若所变二爻，一吉一凶，则何所適从，果以上爻为主，则如下爻何？若兼取二爻，则何以决疑，此其不可晓者一也。吁瞽者不得观黼黻。楚人不能学齐语，固其分也，朱子曰：以例推之，当如此，彼不熟易，故为朱子意，不取焉，若朱子意不取焉，何取五与六爻之变不变乎？彼必谓左传其据也，不知朱子意本据于易，易六十四卦也。彖象爻辞，是之自出，大传衍其意者也，虽然，圣人之微意，容易难得矣，汉儒买其椟而远其珠者也，程子于是乎，唯辞是传，使后人沿流而求源，朱子辅其不足，而说卜筮，启蒙本义其书也，专据卦之变互升降，升降变互，犹四时，卦犹岁，述而不作，无一毛我意，然卦有卦爻，互有体用，升降有大小，故不就其师，不得其友，则白头搢绅竊含其指，况黄吻生徒乎？德夫已不信河图，何知六十四卦，已不知六十四卦，何晓考变占，其三爻变曰，前十卦后十卦，亦晦庵之意见，不足信也，一彖辞而用之，非所以为断也，程沙随所引，贞屯悔豫皆八，在国语，本不可晓之事，闕之可也。德夫不能读国语乎？何以能读者反为杜撰，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可见用两卦之彖辞也，而他俩卦之象，悉不如此，故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并殻一吞之人，岂知其味哉？其四爻变曰，果以下爻为主，则如上爻何？若兼取二爻，何以决疑，且易必占其变，捨变者，而用不变者，以占，亦非所宜也，大抵不知变者之言，每如此耳，夫易主寡者，勿皆然，故以升降之例，主下爻也，如二爻变，主上爻，变则阳，阳则升，故主上爻，今主下爻者，不变化者阴，阴则降。故主下爻，下爻为体，则上爻为用，上爻为体，则下爻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探月窟，覆天根，其阶梯也，驳五爻变注曰：若无下文史曰是谓艮之随，不可知为何卦也，杜注亦无明解。云云。此可笑之甚也。穆姜若不筮，亦何艮之有，既筮之而艮之随，则占可用六二。德夫之拘泥糊涂，岂知商瞿之传哉，又曰：晦庵欲专以卦爻辞为占，夫人事无穷，而辞有所局，何能尽人事之变，甚矣德夫之不知易也，夫彖象者举一隅之辞，何为局乎？筮者以三隅反之，则无所不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盖德夫以为载鬼一车，枯杨主稊等，皆非事实也。如此言之，辞之吉凶，何尽人事之变乎，唯是三百八十四耳。若其当断，则辞亦何局，异哉赫赫圣经，忽不及纳甲飞伏，鬼谷子之徒，乃胜于四圣人也，纯何人乎？妄诬汉儒非古说，而立异论，彼岂不知其非哉。知而故犯之，好名之害而已。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思哉。又曰：易之本在象数，筮者当先明象数，此考纳甲飞伏。云云。其所谓象数，果何事乎？知象数者，不惑纳甲，惑纳甲者，岂知象数者哉？德夫曰：古法亡。又曰：考古人遗法，以立一家占法，若古法亡，则遗法何有？若有遗法，则古法何亡？且是遗法，余未知其据，若有其据，则何自称杜撰，杜撰自知，则遗法何称？以一人之手，掩众人之目，难哉。夫易圣人修己治人之道，卜筮其用耳，客他日熟易，则不疑余言，鸣味易至矣、尽矣、备矣。实学之先务而教之本也。” [2]（P7-8）森銕大年针对太宰纯《易道拨乱》“考变占”中的质疑，认为是太宰纯“何晓考变占”、“拘泥糊涂”，驳斥太宰纯是“不知易也”。
朱熹《易学启蒙》中的“考变占”，是对卦变图的阐述。朱熹利用变占之法，形成了卦变三十二图，用来说明一卦可变六十四卦的道理，这三十二图是对《周易本义》记载的卦变图的进一步完善。 由上，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与太宰纯《易道拨乱》对此展开了辩论。
结语
本篇阐释了《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辨驳，其辩论都是针对朱熹的《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展开的。而《易学启蒙》是朱熹、蔡元定合著的，朱熹认为言《易》如果不以象数为本，就会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朱熹的《易学启蒙》与《周易本义》互为表里。“黄宗羲指出，《本义》之卦变图，重出甚多，头绪纷然。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爻，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多寡不伦，绝无义例。(见《易学象数论>卷二)从这些议论来看，朱熹的卦变理论无论是用于解经或是用于变占，都存在着滞而不通的情况，并不是很完善的。但是，朱熹以卦变附先天之后，也自有其一以贯之的思路，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他所关注的重点在哲学而不在方法。”[4](P14)关于朱熹易学的争论,不仅在我们中国,而且在江户时期日本学界也有激烈的争论, 森銕大年《易道拨乱辨》对太宰纯《易道拨乱》辩驳,足以说明日本研究朱熹易学之深,并不亚于我们中国对朱熹易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太宰純（太宰春台）.易道撥乱えきどうはつらん[M]延享丁卯1747
[2] 森銕大年述.易道撥乱弁 一卷 [M]文政3[1820] 大坂 河內屋儀助，藏板目錄4丁を付す，延3年刊(西村源六他2肆)本の後印，寬延2年藤原明遠序、寬延己巳年岸田勝跋，線裝
[3] 周予同.朱熹[M]}商务印书馆,1931.
[4] 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J]中国哲学史，2001（4）.
作者简介：史少博（1965—）女，山东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本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编号：12BZX033。
来源：《哲学分析》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