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者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李贽等人因前往云南为官而在当地传播推广阳明学。现有资料表明，罗汝芳、李贽二人与云南佛教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他们与当地僧人酬唱应对、刻经作序、建庙请经等活动，构成了阳明学和云南佛教史上的重要内容。研究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阳明学；王阳明；云南佛教
Yangming Scholars And Yunnan Buddhism
Liu Cong, Yu X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Jiajing Wanli, Yangming scholars Mei Shoude, Xu Yue, Li Cai, Luo Rufang, Li Zhi , etc who spread Yangmingxue in the local area because of official.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Luo Rufang, Li Zhi and Yunnan Buddhism has relatively close contacts, they respond with the local monks paid to sing, carved by the preface, the temple is invited to other activiti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Yangmingxue and Buddhism in Yunnan.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ming scholars and Yunnan Buddhism ,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in-depth grasp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outhwest and Yangmingxue’s development path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Key words:Yangmingxue;Wang Yangming ;Yunnan Buddhism
明朝嘉靖年间，阳明心学经过创始人王阳明及其弟子们的不断推广和传播，形成了影响极大的思想流派。伴随着王阳明弟子们在各地为官、讲学，阳明学逐渐从最初的浙江、江苏、江西等省扩展开来，至万历年间，云南等边远省份也出现了阳明学者的活动，并且随着阳明学在这些省份的影响逐渐扩大，与当地的佛教也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一、阳明学者在云南
虽然阳明学创立的标志性事件“龙场悟道”发生在贵州省，但王阳明终其一生，并未踏足云南。然而，在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的多位弟子因前往云南出仕为官，将阳明学带到了云南，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李贽等人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梅守德，字纯甫，南直隶宣城人。嘉靖初年，邹守益因反对明世宗改定大礼被贬为广德判官，在当地建复初书院，宣讲阳明学。其间，王阳明弟子王畿、钱德洪、王艮等人都先后来应邹守益之邀讲学于复初书院主讲。此时，宣城诸生梅守德前来问学，后考中进士，授台州推官、绍兴知府等职，屡迁山东学政，后因得罪道士陶仲文，迁云南云南左参政，不久后，因母亲年高，乞求致仕归家。梅守德与王畿交往密切，不仅早年“从王龙溪先生讲学金陵者有年”，而且任绍兴知府期间，重修阳明讲堂，延请王畿主持。嘉靖四十一年，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积极在当地推广阳明学，与提学御史耿定向在宣城城内建志学书院，延请致仕居家的梅守德主讲阳明学。梅守德的之学，“以随处体认为真修，以处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宗，以反躬笃践为实地。”[1]381
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初年任云南布政使副使，后封左参政。在云南任职期间，罗汝芳多次在昆明、武定、弥勒、临安、永昌、洱海、腾越等地举行会讲，推广阳明学。
徐樾，字子直，号波石，贵溪人。早年曾问学于王阳明，后拜王艮为师，遂自称王阳明再传弟子。嘉靖三十一年，任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杀知府那宪后反叛。明政府派总兵沐朝弼、巡抚石简等人带兵进剿往。那鑑见状，派经历张惟见监军佥事王养浩，假称投降，王养浩怀疑那鑑诈降，不敢前往。此时，徐樾督饷至军中，慨然请求前往受降。至元江府南门外，那鑑不出迎，徐樾呵斥。叛军放出象马，徐樾被踏死。弟子颜钧闻信，不远千里赶到云南，收其遗骨，带回来下葬。
李材，字孟诚，别号见罗，江西丰城人，南京兵部尚书李遂之子。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期间得识邹守益，自以为学未成，乞假归家。后遍访唐枢、王畿、钱德洪等人。万历十年，因缅甸局势紧张，李材迁云南洱海参政，进按察使。李材到任后，即投入到抗缅战争中，提出了以夷制夷战略。他首先说服中缅之间的孟养、蛮莫两个土司归顺明朝。缅甸国王莽应里随后任命其子思斗镇守阿瓦，再次攻打孟养、蛮莫等地。李材在腾冲集结兵力，遣军援救孟养、蛮莫等地，并和缅军大战于遮浪，大破莽应里的象阵，生擒五千余人。这次战争结束后，李材因战功耀升为右都御史佥，治郧阳。李材早年问学于邹守益，学致良知之学，但其思想与阳明心学有所区别，认为以为儒者之学应“以经世为宗，以立命为致，以本末始终为入道之枢，经世之纽”，提倡“止修之学”，并与王学末流之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明儒学案》称其学“与宋儒大段无异”，单列为“止修学案”。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师出泰州学派。万历五年，李贽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在任三年中，李贽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教化百姓。李贽在云南时，曾两次赴龙里回见当时担任云南布政使和左参政的阳明学者罗汝芳，与他交流学术。
二、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
在云南为官、讲学的阳明学者中，梅守德和徐樾的著作现已不存，笔者所见李材的《见罗先生书》（二十卷）是其弟子所记的讲学之书，未发现其中与云南佛教相关内容。因此，本文以罗汝芳、李贽等人为中心，说明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的关系。
罗汝芳任职云南之前，曾在东昌、宁国等地为官，期间就与当地僧人酬唱应对，有刻经作序，有建庙请经等交往也十分频繁。[2]179-184在云南任职的五年中，罗汝芳依旧与佛教的交往十分密切，有证可考的事迹如下：
其一，为鸡足山寂光寺迎请藏经、选择住持。寂光寺是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中的重要寺庙。据《鸡足山志》记载，该寺在嘉靖间由僧本帖建造，万历间儒全重修，天启间儒能再修。可见，罗汝芳任职云南时，该寺刚刚落成不久，寺僧和经藏应该不太齐备。《鸡足山志》，明僧“如堂”条目记：寂光寺僧澂江，杨氏子，“因山无藏经，入都叩请罗近溪，遂为请，送寂光寺，师奉藏归。结幻住庵居之，后坐化。”明嘉靖、万历年间，明政府多次颁送藏经给鸡足山寺庙。寂光寺僧澂江因寺中无藏经，于是请求正在云南做官的罗汝芳帮助迎请明政府颁送的藏经。[3]105
罗汝芳不仅帮助寂光寺迎请藏经，而且选儒全为该寺住持僧。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记载了这段经历：“儒全字用周，号水月，晋宁杜氏。万历初礼古林为师，后与郎目同参，遍历海内宗匠。一日至峨眉山四会亭，入璃三昧，胸中莹彻，因偕宝山德住返锡滇中，于邵甸普贤寺键关乐道，罗近溪访之，以为世所稀有，乃送之鸡足山主寂光寺。”[4]247-248儒全上鸡山后，开“楞严讲座”，宗风大振，凡来访的官吏及文人信士，无不为之折服，并捐资兴建寺院。
其二，为宋朝万松行秀的《从容录》作序。万历年间，云南曾刻《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简称《从容录》），卷首罗汝芳有写的《序》：
自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虽云默露宗风，殊觉浑沦透漏，更逢后来好事儿孙，不知重惜家宝，各各拚身失命，平地生尘，澄波动浪，乱散空华，欺摇捏目，讹传众口，公案多端。天童雪窦残唾，既苦不收，圜悟万松梦语，又多不醒。幸得清凉老人，久知祖祢不了之殃。今日门徒，古颜尽将骨董搬出，分化四家，从新翻刻。呜呼！赃私现在，真贼难逃，敢请宝剑金刚，便与一齐砍断，然后将他零碎评词，共四海苍生，作个太平歌唱也。[5]226
《从容录》前除罗汝芳的序外，还有云南楚雄府知府徐琳于万历三十五年作的序，此外罗汝芳的序后标明：“南城近溪罗汝芳题，丁未中秋长洲沈咸书”。“丁未”是万历三十五年，此时罗汝芳已经去世20余年，因此《从容录》应当是罗汝芳死后在云南刻印的，而罗序应当是罗汝芳生前在云南任职时所作，直至其去世20余年后该经刻印时，由“长洲沈咸”重书。
《从容录》是南宋僧人万松行秀在宋代默照禅得弘扬者宏智正觉禅师所作颂古百则基础上，附加示众、着语、评唱而成。本书与《碧岩录》并称禅门二大宝典。从罗汝芳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推崇“默露宗风”的，认为后世公案多端，有众口讹传之嫌，但在宏智正觉和万松行秀的努力下，默照禅和看话禅得以很好的纠正，一洗前世的“公案多端”的弊端，并高度赞扬《从容录》能为“四海苍生，作个太平歌唱”。[6]从罗汝芳对《从容录》的评价看，他对禅宗是极为推崇的，这与他对净土思想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通过上文的列举，我们可以发现，罗汝芳任职云南期间，与当地的佛教界交往较为密切。此外，罗汝芳多次有利用政府力量发展佛教，招来了一些官员的非议，甚至在他死后依旧有人在奏章中提及此事，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
万历二十六年（此时罗汝芳已去世十年），时任吏部侍郎杨时乔在上万历皇帝的《文体士习疏》中说：
今南都所称先进世教，有大可慨者则原任参政罗汝芳是也。汝芳乡先达聪明，才辨英发，世称才士，性度温和宽厚，与物无忤世称长者。早讲学师事颜钧，其志行相似，世称理学养生，师事方士胡清虚，谈烧炼采取飞升，僧玄觉谈因果福益，尤精于单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上乘以慈悲不计校无障碍，无我人相为圣学，方士禅流尊为教师。臣尝慕其风度，且善养生愈疾，及闻其守宁国日集诸生会文讲学，民讼者至则令其跏趺公庭，敛目观心，学佛自慈悲为善，一时士悦之，僧道徒归之，不吝库藏里甲供饷馈赠故，归者如市。[7]659
杨时乔弹劾罗汝芳在任职宁国期间与佛道亲近，与僧人谈佛学，尊禅流为教师，令士民在公堂上跏趺打坐、敛目观心，甚至动用官银结交僧侣，罗汝芳之说实乃佛学，淆乱儒学，是皇帝敕令官员们明禁的崇佛之举。杨时乔弹劾罗汝芳的举动得到了其他官员的支持。时任礼部尚书余继登撰《覆杨止庵疏》，支持杨时乔弹劾罗汝芳。[8]
虽然杨时乔、余继登等人极力反对罗汝芳的近佛之举，但也有人为罗汝芳辩护。一向与罗汝芳交好，并有弟子之称的耿定向就是其中之一。曹于汴为罗汝芳辩解：
杨止庵之疏厌士人之宗罗近溪而深辟佛老，以维吾儒，甚嘉意也。近溪之学亦有所得，而不无圹洋，其徒宗其所得足矣，而并誉其所失以为是，则误矣。止庵摘其失，而不録其得，则其徒将不服。大抵理一而已矣，而异者异之。老异于佛，佛异于老，佛老异于儒，而儒之中有苍素云泥不同者惟善学，则视市井小儿之言与孔子合符。何论二氏第有诧异，其行泥滞，其辞谈无相而反有其相，甚至削髪面壁合掌者，谓色即空，而又欲离一切色，甚至绝弃名教，离父母亲戚者，其流多弊。则彼固自异矣，亦安得不异之？夫反之心而然推之千万人之心而同然，不问其出于何氏，无不可为训者；反之心而不然，推之千万人之心而不然，亦不问其出于何氏，无可为训者。若绝弃名教，无礼乐纲常，此则吾之心不然，人之心亦不然；空于渣滓邪秽而不空于纲常伦理，此必人己之心皆然者。学者可知所从事矣。《疏》内尚行尚言之分及谓不当，任情执见贿赂干请、党同伐异则确然之论。[9]
除此之外，耿定向也上《审异同慎举刺以惜人才疏》，为罗汝芳辩护[10]。曹于汴与罗汝芳一样，都是当时著名的以佛解儒之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的评价是：“是坐儒者之皋比，而演释迦之经咒，则何不披缁而开方丈也。”[11]因此他在大谈儒佛一致的同时，话锋一转说儒佛是“心之同然者”，儒佛在心性之学上是相通的，言外之意是不应该以儒佛异同指责罗汝芳了。此外，他还给杨、余二人扣了一顶“贿赂干请、党同伐异”的帽子。耿定向的《审异同慎举刺以惜人才疏》则侧重于强调罗汝芳在为官期间性本疏简、不喜浪费，百姓皆得其利，强调不要纠结于他崇佛的举动。
在这场由罗汝芳云南等地崇佛引起的政治风波中，无论是弹劾的证据，还是辩解的理由，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罗汝芳信仰佛教是时人较为一致的看法。对于罗汝芳信仰佛教之举，当时的许孚远在给罗汝芳的信中就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翁本儒者也。……岂容出此如彼，朝释暮玄，而求以明吾儒之道耶！又况非释非玄，出于旁门外道，怪诞而不经者耶！”[12]“旁门外道，怪诞而不经”之语相当苛刻，但这也正反映出时人罗汝芳的不满。
李贽任云南姚安知府期间，他不仅在当地大力推广阳明学，而且沉迷于佛教。关于李贽与云南佛教的交往，学术界已有较为细致地研究，现仅列较为重要的三件事迹。
其一，两度入鸡足山，读经礼佛。《鸡足山志》记载：“（李贽）先生温陵人，官姚安太守，于万历六年戊寅，因巡按调榆、鹤、姚三府会剿北胜蛮贼机宜，按君延于永昌府，故先生得久游于鸡足。寓大觉寺，与小月禅人论净土法门，遂作《念佛答问》，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13]110万历六年，李贽流连于鸡足山数月，读佛经，与小月禅人等讨论净土法门。万历八年，李贽二上鸡足山。《鸡足山志》记载：“八年庚辰，先生解组，遂再登鸡足山，寓钵盂庵，听真利法师讲《楞伽经》。”[13]121
其二，研读多种佛经。李贽任姚安知府期间，研读了多种佛经。有学者统计，李贽此时研读的佛经有《坛经》、《般若经》、《心经》、《中观论》、《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维摩诘经》、《无量寿经》也可能读过。[14]106
其三，以净土思想统摄般若、禅宗、天台等思想。李贽十分推崇净土信仰，关于李贽的净土信仰，有学者认为他不主张“他力念佛”，而属于自力解脱。[15]265虽然李贽净土信仰的本质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但他在云南期间作《念佛问达》、《六度解》等著作宣传净土信仰的事实，足以说明他是推崇净土信仰的。尽管如此，李贽依旧广泛研习般若、禅宗、天台等思想。他在昆明刻《坛经》[13]120，在鸡足山上研习《楞伽经》，万历八年撰写《心经提纲》。[16]
三、阳明学者与西南佛教的思想史意义
笔者曾撰写“阳明学者与贵州佛教”[17]13-17，概述了王阳明及其弟子与贵州佛教的交往的情况。本文简述了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的交往状况。通过研究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明正德至万历年间，王阳明及其弟子与云南、贵州二省佛教有着较为较为密切的联系。上述研究，对于我们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阳明心学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有助于了解阳明学者与云南、贵州二省佛教的关系。据笔者所知，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开系统研究西南佛教历史之先河，当代学者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和王海涛的《云南佛教史》又分别研究了云南、贵州二省的佛教历史。然而，上述成果都未能全面叙述阳明学者与云南、贵州二省佛教的关系。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仅涉及王阳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罗汝芳和李贽与云南佛教交往的个别事例，《贵州佛教史》论及王阳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18]73，《云南佛教史》未涉及这一问题。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及其弟子均与云南、贵州二省佛教有着密切联系，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一记载与僧人和寺院交往的诗文，如王阳明和孙应鳌与贵州佛教、李贽与云南佛教的诗文。其二为寺院和佛经所作的《记》，如王阳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和《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李渭的《修观音阁碑记》等。其三在云南、贵州二省写作的佛学著作。如李贽在云南所作《念佛问达》、《六度解》、《心经提纲》等。其四迎请和刊刻佛教著作。如罗汝芳为鸡足山寂光寺迎请藏经、在云南刻《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李贽在云南刊刻《坛经》等。上述活动，无疑是明代云南、贵州二省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
第二，有助于深刻认识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的发展状况。阳明学发轫于贵州修文县龙场驿，此后王阳明就在贵州当地传播阳明学。万历年间，阳明学者罗汝芳、李贽等人在云南创建书院、举行会讲，积极推广阳明学。可以说，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的传播是阳明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因此，有学者指出历史上曾存在有黔中王学，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之所以没有记载黔中王学，是因为文献遗失导致黄宗羲没有见到黔中王学的著作[19]。当然，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通过研究云南、贵州二省佛教与阳明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资料的匮乏是制约进一步深入研究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发展历史的重要因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闽粤五派，以及未冠之以王学的止修、泰州两派。其中以浙中、江右、泰州三派的影响最大。我们知道，阳明学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几乎每一位阳明学者都与佛教有深入的交往。如果我们研究阳明后学与佛教的关系，可以找到极为详尽的资料。然而，我们在研究云南、贵州二省佛教与阳明心学关系时，除王阳明、罗汝芳、李贽等外来阳明学者与云南、贵州二省佛教的资料外，其他资料十分有限。例如，素有黔中王学领袖人物的孙应鳌，其著作中未见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仅在《黔诗纪略》中留存有三首诗歌，在李渭仅存的数篇著作中，有一篇《修观音阁碑记》。罗汝芳在云南举办了一系列阳明学会讲，其著作中不仅对会讲内容有详尽的记载，而且可以见到当地学者与罗汝芳问答之盛况，然而历史上却没有留存云南籍的阳明学弟子，更无法知道他们与云南佛教交往之事。
第三，有助于辨清云南、贵州二省阳明学发展的不同路径。通过考察云南、贵州二省佛教与阳明心学关系，我们能够发现云南、贵州二省阳明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贵州阳明学主要以当地学者为核心。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就在当地士子中推广阳明学，很快形成了贵州阳明学群体。王阳明在《镇远旅邸书札》中明确记载了贵州籍弟子23人（其中2人无姓名）[20]，其后又形成以李渭、孙应鳌为核心的黔中王学。云南阳明学的发展路径则主要以外来阳明学者为主。虽然每位任职于云南的阳明学者都极力在云南推广阳明学，尤其是罗汝芳，他在云南各地举办了一系列阳明学会讲[21]147-183，并在云南推行以阳明学为宗旨的乡约[21]758-763，但历史上未见云南籍的阳明学者，反而是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李贽等人内地来云南任职者构成了云南历史上的阳明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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