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旨在重振儒家正统地位
张载系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因晚年在横渠讲学，人称“横渠先生”。赵德良认为，张载创立的关学思想体系，上承孔孟儒学，下开理学统绪，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正蒙》一书一直是明清科举取士的必读书目。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是关学的宗旨，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张载关学思想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概而言之，第一，北宋初期，佛教对儒学造成严峻挑战，传统儒学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关学的产生，旨在重振儒家的正统地位。第二，北宋面临严重社会问题，土地兼并严重，人伦失范，军事失利，各种危机层出不穷。第三，陕西关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关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
北宋时期，以张载创立关学活动为中心，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理学家，比如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人称“蓝田三吕”），武功的苏昞、游师雄，邠州的范育、张舜民，长安的李复等。关学学派以张载为领袖，以“躬行礼教”、注重实践而名世，通过著书立言，讲学授徒，“倡道于关中”。
张载之后，关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呈现两种趋向。一是向洛学转化，以“蓝田三吕”为代表的理学家在守持关学“学贵有用”、“躬行礼教”立场的同时，又对洛学的性理学说有所吸取。二是关学的“正传”发展，以长安人李复为代表，继承和推进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
追求事功与德性和谐统一
张载去世后，关学开始走向衰落，其门人弟子纷纷拜二程为师，使得洛学日益兴盛。北宋灭亡后，因深受张载思想的影响，追随关学的学者大都不愿出仕为金人效力，而是潜心治学。金元之际，关中涌现了一些秉持关学的人才，元代关学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学术派别。
王晓清认为，元代前期，关学学派的学术活动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奉天之学是前期关学的学术核心之一，杨紫阳为代表人物。奉天之学的学者元好问、杨果、姚枢等，都是一代词臣文匠。因此，奉天之学仍然是章句之学，是对金末学风的延续。高陵之学是前期关学的又一学术群体，杨天德、杨恭懿、杨寅祖孙三代以儒学相尚，贯彻有元一代。高陵学人基本上是一介淳儒，注重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其学术影响大体局限于关中。
虽然元代后期关学日趋衰落，但其道德、经术影响仍然扩大到关中以外。后期关学以同恕等人为代表，突出特点是“敦守名检，崇尚经术”。这一时期的关学家始终以学术为旨归，坚守了学者的独立人格。
整体而言，如王晓清所说，元代关学是两宋儒学革新运动的产物，其思想渊源直承宋代理学。在程朱理学占居学术支配地位、北方理学流于章句训诂学风的历史条件下，元代关学家则注重践履“真儒”精神，追求事功与德性的和谐统一。正因如此，其为人处世便显得古拙、纯朴，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学者。
明代关学得以中兴
自张载北宋初期始创之后，关学历经南宋、金元，日趋消沉。然而迄至明代，关中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家，关学得以中兴。高陵人吕柟、长安人冯从吾成为当时的理学大儒，门生几乎遍及关中和东南地区。吕柟倡导“仁心说”，公开反对王阳明的抽象“良知”，强调要从实处下功夫。冯从吾提出“善心说”，力辟阳明学中佛教“性空”的弊端，承袭了张载注重实践的关学传统。
明初，关学的代表是三原学派（因三原县人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启而得名），马理、韩邦奇、杨爵等均为该学派的重要人物。明中期，“关中之学”或“关陇之学”成为关学主体，主要代表有薛敬之、吕柟等。明代中后期，冯从吾、李二曲等成为关学主要代表人物。张亲霞认为，明代关学在继承张载礼教为本精神的基础上，呈现出会通朱陆、敦本尚实、教化为本的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
关学在西学东渐中走向终结
明末清初，李因笃、李柏和李二曲（人称“关中三李”）继承关学传统，进一步阐发了张载“以礼教人”的思想，主张道德修养和明道救世。清朝统治稳固后，采取文化高压政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关学便处于隐而未现的状态。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关学逐渐走向终结。在此期间，关学大儒刘古愚不能不提。
刘古愚从小就景仰张载、冯从吾、李二曲等人，后入关中书院学习，深受关学思想影响。因受到康梁维新派的影响，刘古愚把自己的维新主张贯注于教育活动中，并为引进西学、建立实学新学作了艰苦努力，时有“南康北刘”和“关学后镇”之称。由于受到西学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刘古愚已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学者有了很大不同。
关学产生于关中地区，且主要盛行于此。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关学日渐边缘化，在海外的影响也远不如朱子之学。尽管如此，19世纪以来，国外学者仍对关学有所关注。近年来，海外学者尤其是韩国学者，日益关注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的思想关系，并与韩国名儒加以比较，以揭示张载对韩国儒学的重要影响。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重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批准号14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