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中西学术交流观影响到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未来
李幼蒸
*急于照搬和套用，缓于深研和创新——此为未来中华文明
人文科学现代化健全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
【提醒】
1. 自然科学向前看，人文科学向后看，这样的大方向对吗？即使是过去的有价值经验，也得根据新知新学新理来重新加以判定，哪里能简单化地仅仅按照过去“大师”们的旧时代论述原本，即作为我们新时代当前及未来规划之现成根据？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仍然那么做呢？只因为他不熟悉、不研读新知新学新理，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着真理了。人们以为只根据亲身、日常、直观的经验总结就足以认识现实和未来问题。严格来说，这样的思维习惯往往相当于一种情绪性的条件反射：在直观经验和因果推理之间建立的一种简明联系，其本质往往是对相关经验对象性质的一种重复性概括而已。
2. 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是百分之百地中国人自己的事，和西方人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对此问题切不可被崇洋媚外环境所误导。我与当代西方各业人文理论家的三十多年直接、间接交往、交流、冲突、合作经验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直接体验到了：一些人的“仁义话语宣讲”和其人的“非仁义动机目的”，是如何顽固而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发挥商人化时代“说一套做一套的”个人争名夺利效用的。
3. 49年前都知道“出洋镀金”一说。今日如此大比例的文科留学生岂非仍然是出国镀金而已？作为今日世界上第一留学至西方的大国（中国人对西方学术公私两方面依赖到这样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的中国，文科留学生回国后如果继续努力，当然甚好，如若不然，就反而好事变坏事：足以成为导致中华文明未来在精神抱负和理论认知两方面，永远地、结构性地，低于西方文明的直接因素。
4. 每个人都应该维持思考习惯上的两个挡次（“两挡”）：1.自身学术规划挡（私）；2.民族学术发展战略规划挡（公）。两个挡次在思考的前提、目的和方法上，都应保持明确的区别，不能将二者习惯性地混淆在一起思考。私的挡次上是一个“尽其在我”已足的问题，公的挡次上是一个在超越自身利害关系的前提下，在“抽象化、一般化、理想化”的层次上，进行理性思考的问题。这正如大家在思考“国家大事”时的思考态度一样，此时我们本人的生活工作实践根本不会介入那个运作层次和规划内容。为什么在思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老要“公私混淆”呢？其结果导致了我们反倒不重视民族和人类的整体文明前途的特大问题。我们有必要这么谦虚地“自我矮化”、“自我短视”吗？因为，关心自身的学术知识如何积累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关心民族和人类文明、文化、学术方向上的问题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不思考后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称之为“自我精神生活贫乏化和思想视野狭窄化”。【如同我们看到台湾电视新闻节目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茶米油盐”一类生活小事时感受到的：那里的老百姓观众（相信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兴趣怎么会琐碎到这样的程度？“难怪”我老把这笔文化低俗化的账要溯源至当初以提振那里精神志气为己任的“新儒家大师们”了。如今还要把这一套移用至大陆来！我们由此可知所谓“心灵鸡汤”这类俗不可耐的“精神号角”正和“特异功能迷信”类一样，都是腐坏心灵之利器。如是，“动漫”、“游戏”等“电子鸦片”呢？今日港台书展的主体果然已开始“动漫化”了。】
5. 毕竟今日世界，在科技工商引领下，其文化学术正在一日千里地蜕变中，在此世界大环境全面技术化-商业化历史过程中，我们这些“传统型”学人也不得不反复重新思考以下诸端的新意义何在：思考，读书，写作，发表，读者，同好，乃至于己已经毫无关系的技术化大众环境。传统上的“直接思想交流”及其“写-读关系”，已经几乎失去效力和意义。全球化大环境正在逼使你对于人类文明高端问题不思、不写、不表；然而为了努力减缓此一新世纪精神生存之阻力，我们不得不“调整”、“变样”（modify）自身的学术实践方式。思想，写作，表出，都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自学术”行为（模仿“自媒体”行为）；换言之使之趋向于一种“自交流”精神生活样态，即进行一种变相的“自对自交流”，自己成为自己的“作者”和“读者”！这该是永远可加以有效推进的了？如果“‘写’（其功能是‘自组织’）发表给自己‘读’（其功能是‘自留存’）的东西”，碰巧有扩大的效果自然亦佳。为什么要这么说？当学术及其成果如今都成为职场程序要求的谋利工具时，本人的一切思想都与之无关了，包括本人的正式著译作品。我怎么处处会从学人的现实“学术努力”中瞥见这样那样的“职场因素”呢？幸好今日互联网使得本人一贯发表的“非职场风格”的写作仍可“对己行之有效”；这样说来，技术化发展也未可厚非也！
（一）
狭义“历史”一词可单指现存古今“专业史书”的总体，广义“历史”一词可泛指自古至今人类全部生存；就后者而言，其另一种狭义则专指社会政治现象或过程，其广义则泛指一切文化现象和过程，其意思可大致相当于“文明”。作为社会人、历史人，每个人不仅生存于具体历史环境中，而且特别联系于历史长河中的特定领域和内容。虽然社会政治历史是一切历史生活之“硬件基体”，但除此之外历史或文明还包含着无数倍深广于社会政治过程的既宽广又复杂的“亚历史”、“亚文明”子系。整体而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具有高度多元组合的特征，而其“主要代表”形式往往仅被简单化地视为社会政治过程。人们忽略了在社会政治史之外的广大而丰富的历史支流的存在，特别是精神性、文化性历史生活的重要性存在，虽然真正留存于历史上的只是后者。其实历史和文明是这样一种高度多元化的流程复合体，作为历史人，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身处于与己相关的不同历史支流或杂多文明亚域中。维持生存和推进与个人相关的历史，因此要透过此硬件基体把握住与自己真正相关的历史性“生存课题”或“实践领域”。不言而喻，千千万万条历史支流中存在的属于各个人的“课题”和“任务”，是需要广泛相联于古今中外世界历史来规定的。后者是你的实践“资本”（本领），但不是你的“任务或目标”。你需要在此历史整体框架内为自己选定最适合自己的任务和目标，而为了有效进行这样的选择，你得先为自己规划相应“选择智慧”所需要的“知识资本”。这样才能在广阔纷杂的“大历史”范围内做出各种“个人实践论上正确的对象与方法的选择”。
以上看似老生常谈的开场白，实际上相关于我们的各种思想和行动表现中的观念含混性。这种思想和行为上的认知含混性实情，往往可被日常“集体舆论”的一致性存在（包括职场生态与制度的一致性存在）所遮蔽，也就是因此而模糊了“问题意识”。有关“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进行自我反思或批评”的俗常提法，其实正是相关于上述“实践论上认知含混性”的。人们往往混淆了“实事求是原则”和“实用主义原则”。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一种普遍认知偏误其实就是一种有其民族传统性的“实用主义”。简单说，这就是在人文科学和人文思想方面，不是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认真、艰苦、细致地从事研习、思考和实践，而是依赖于于人文现象和人文知识的历史及其表达的固有含混性，而随意顺从于各种“眼前可见的、轻便易行的、情绪发泄大于理智分析的、感情冲动大于目标长远的”思想惯习。如果我们认真反思一下就会发现，百年来我们是否太容易“跟随”（轻信）本民族当时尚欠缺独立深入认知的各种新接触到的外国思想潮流，并以之为根据安排自身与集体在思想、学术、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实践方向？这样的认知、信奉和实践的民族性惯习，其正误得失，我们知识分子个人应不应该在新时期有反思条件后对之进行一番真实的梳理？以及在梳理之后首先在本身切实思考如何认真的纠偏、改正和前进？然而我们眼见着科技工商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领域内大踏步地前进着，我们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从事理论性思考者，却如此自满自足，安于现状，缺乏生气。须知，科技工商的知识分子的进步，就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本专业历史上各种各样失误的认真检讨、批评、总结和改进；他们是在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中前进的【他们人人有着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改进实验”，“改进理论”，“改进产品”的意识，我们人文知识分子有这种意识吗？须知“改进”是以“检讨和批评现实与过去”为前提的；“改进”与“批评”几乎就是同义语。于是不言而喻，无自我批评意识就是无自我改进意识，结果我们的科研工作就不免成为缺少创造性的被动重复性劳动】。我们呢？我们连自身相关的各种历史性问题何在还不清楚，就忙着以制造现代历史上个人影响力和排比个人价值高低作为人文学界的“实际科研任务”了！结果，多有人喜欢表达对其崇拜的某大师的尊奉，却少有人对所崇拜者本人的学术思想得失进行全面客观的检视。人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学术水平的提升上，而是放在对具体历史人物的比高比低上。结果，当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思考方向也就是凝聚于过去的历史人物身上，而不是针对于当前人类相关知识前沿上。在认识和判断面对的各种问题时，大家只习惯于从“过去”吸取经验和知识，却很少积极求助于新知新学新理。对此海内外华人人文知识分子同然。以至于直到今日大家还在辨析于“鲁迅-胡适”之长短一类问题，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写出的一切都仅是在初步接触西学后留下的最初相关经验而已。新世纪全球化的今日我们还能够从以往现代化时期“最初阶段的学者”哪里取经吗？还不要说两人都仅属现代文士类型而非属于人文科学家类型了。今天我们面对的国内外人文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已是无数倍地深广于近百年前前辈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了。新世纪的今日，我们一方面需要建设专深化的人文科学，另一方面需要形成灵活有效的思想方式，科学和思想二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尤属当务之急。就此而言，民国两大师均远远不足为师了。尽管人们至今仍为之炒作不断，此皆因不读新知新学新理之故也。
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致出现过三大外国思想潮流：日本，苏联，西方。虽然它们确实是中华文明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所需的重要知识来源，但在此三大中外文明互动阶段上，就文科而言我们在学习、研究、吸收、批评和创造等各个层面上，是不是都存在着简单模仿、急于套用、不求甚解、无意深化的倾向呢？第一次来自“东洋”的日本思潮，其实是简化了的、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潮。由于当时地理环境和日语中实体字多为汉字的方便性，中华文明从中受到了最初的“现代化启蒙”。那些来自日本留学生和旅日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这是一回事；但是在文史哲理论领域他们接触到那些来自日人率先“消化和通俗化”了的西方理论后，是不是开始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地开展了继续的研究呢？还是往往急于将其在现实中“学以致用”？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就知识论上说，那些启蒙性绍述岂非还仅只停留在“传媒水平”上？【今日现代中国思想史学者不是按照人类相关知识的新框架来回顾那些当初抄自日本的西学思想的价值，区分其当初的“作用”和今日的“价值”，而是沿着一些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坏的毛病——“因人重言”（相当于“因人设事”），而企图将那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起过作用的、由具有知名度学者引介的外来通俗思想本身加以抬高，并视为永恒权威之论。这样的“学界个人崇拜”意识是不是也是一种抱残守缺态度呢？】而我们当时许多思想、学术、活动都是“迅即”建立于这些一知半解的外来思想上的。
关于苏联思想系统的影响问题，几十年来的讨论已经极其丰富，而且因为过多涉及到非学术性的政治因素，此处可不论。然后是二次大战前二十年和中国新时期三十多年来的、对于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为了简化和单纯化，我们还是大致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因为后者的“科学性”更浓厚，更易上轨道，不须在此文中讨论（从七十年代末到今日，在此领域进行的国内外社会科学[政经法]学术交流当然是具有明显建设性的）。所谓新时期对于中国影响较大的西方理论思潮，我们主要指“文史哲”这片在认识论历史上最“艰难的”领域中出现者。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突然获得了接触和研究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的自由，三十多年来在纯人文学术领域的逐渐增加的开放性（出版，科研，出国，会议，待遇）使得人文学者的生活和学术内容获得了比旧时期时数十倍多的增加和改善，在学术研究的开放性方面，与列宁思想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存在有诸多人所共知的欠缺，人文学者在纯学术理论方面拥有的“客观研究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充分的。然而同样人所共知的是，相关学术成果如何呢？网络评论中不时读到学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应该说大部分相关于社会性原因，特别是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大演变的“客观冲击”造成的影响。对此本人和他人已谈论甚多。新时期三十多年后回顾中国人文学术界的情况，岂非可以看到和上世纪初同样的治学倾向：以抄袭性和重复性实践为足，以急功近利为心？（广义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在全球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下，人文学术生态更全面地增附了“商场化、市场化、产业化”等从制度性上歪曲人文科学的科学理性主义大方向的特点。虽然在此条件影响下学人的“主观条件”较前更为蜕化，其表现出来的后果和风格则与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不求甚解、多求比附”完全一致。从人生观角度看，我们可称之为“功利主义”，从实践观角度看，我们可称之为“实用主义”。即通过曲解“学以致用”态度，在制度性的崇洋媚外大环境下，把初步接触的西学及其理论迅即转化为职场内的各种“用”途。此类“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还在今日泛媒体时代迅即将速成习得的（舶来的）学术性、理论性话语转化为“媒体语言”，以期追求“新知新学新理”在文化学术市场上的“最大效用”。
此种根深蒂固的学术实用主义其实已经制度性地（通过泛媒体文化）植根于“公共领域”。我在90年代居留德国期间得悉国内出现所谓两大相互对立的新思想流派：新左派和自由派。不难发现，两派的论争理论话语几乎完全来自当代西方的相应派系，二者均呈现出非常不协调的、生硬结合在一起的论述结构：国内现实描述+西方理论语言。其结果是：直观的现实批评与其所“援引”的“西方理论大师”话语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足以暴露双方“理论修养”上的不成熟。人们动辄援引听闻未久的“大师名号”以作为自身任何现实主张的“理论根据”，结果反示人以明显的“理论幼稚病”。如果说“学术理论实用主义”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理论界“急于套用”这个老毛病的较准确标志，乃因一个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水平远未成熟因而其学术生态（较西方）更易受到商业化影响的倾向，以至于在百分之一的文科专门学术领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准技术性领域之间没有明确划分，把这两个不同领域中的读者当做是同一类受众。“人文学术实用主义”即以求效用之最大值为实际活动目标，却忽略了当代世界社会结构的“革命性演变”：一方面是“科技工商”主宰了人类文明大方向，另一方面这百分之九十九“准技术人员”已经越来越远离“人文学术”，并更加无缘于人文理论知识了。就像社会文化生活上以“金钱”统一了“价值标准”一样，人文学术理论实践也以“知名度”（=商品品牌价值）作为统一学术实践成功的价值标准。不管“受众”的知识和兴趣状况如何，一律按“人头”数量多少计算思想表达的高低（点击量，发行数，引用次数，曝光率，代言费用级别，讲演费级别，或一般知名度大小等等）。泛媒体文化的飞速扩展就是此类学术实用主义推广的成果之一。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考虑，在面对绝大多数“准技术人员”受众时，兼跨学术和媒体的两栖学人当然知道如何以足以打动一般民众的内容和方式著文以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和知名度。以上所谈的文化现象当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问题是：学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于是，学人文士的目标均趋向于：重要的是如何依照文化市场行情“运作”任何一种理论话语材料（更多地依仗于增加学术知名度的写作技术和艺术），而不再是如何将此“理论资源”本身在人文科学系统内加以深入开发和实质提升了。这一倾向也就反映了我们仍然习惯于主要在常识水平上谈论其实非常复杂的人文学术和文化理论问题，这样当然就不必顾及受众的知识专业背景的限制了。这是否在意味着：我们仍然并不打算深入地思考和讨论各种人文和文化问题、而满足于浅尝辄止呢？（不言而喻，只有浅尝辄止的论述方式才能产生更多的影响力效果和更大的知名度积累）
结果，媒体世界的任何学术思想类活动的活跃性，反可成为掩盖上述人文学术理论水平难以提高的外因之一。我们会以为：凡是可产生社会文化思想影响力的就反映着学术思想在前进着，却不再区分上述的不同问题方面。请想一下：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于自然科学界？为什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不追求社会性的知名度？我们人文科学界就不应该有自己的“数学家”吗？【二十年前符号学界颇有在人文科学界和文化界表现其成为文化领域内的“数学家或逻辑学家”的抱负，随着国际符号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迟缓，此类“狂妄抱负”遂成为学界笑柄，甚至于今日国际符号学界已经不再存在有真正重要的理论符号学家了。二三十年前不学无术而善于投机的一些西方学者还可以通过自行“依傍大师”，吹嘘什么“符号学是文化逻辑学”，今天很少有人还好意思这么自表了，加上符号学组织的严肃性如今已被根本上瓦解了】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多数人实际上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有专学和专家，人文科学则不需要。为什么这么说？试看：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的发展完全表现在其术语系统的创建上，术语与理论“齐飞”的结果是自然科学各科成为具有真正生产力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没有这一套。所以人们，包括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们，厌恶新名词，以为人文学术应该沿用自古至今文士们喜闻乐见的常识级、通俗化语言【时评类论述不属于人文科学系统，而属于社会政治实践系统，正如“电影评论”与“电影制作”同属于“作品生产与流通的”电影艺术实践领域，而“电影理论”则属于“人文科学”领域一样。这是我早在1987年就已提出的思想实践分类学问题。今日大陆文化、学术、思想“三联域” 不事区分，相关论者同视之为“知识分子”，并在大陆几十年形成的文化共识场内形成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大家生存于此共识场内，具有着共同的“好坏观感”，其问题则表现在有关“问题”、“目的”、“方法”这另一“三联域”的构成粗糙、欠缺进一步功能区分上，因此其“成果”都仅能表现于“大面上”，其效能往往实现于满足各类不同读者的共识性情绪需要上而已】。他们在自然科学名词面前承认其专门含义的必要性，人文科学则否，为什么？合理吗？人文知识分子以为凡文史哲和文化媒体领域内的问题都可仅用传统语言在经验常识水平上加以处理，那不是等于放弃了人文科学概念本身了吗？【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人文、历史和文化领域的思考和理论建设中采用常识性语言，这是否正好证明了我们实际上欠缺真正的相关“人文科学”？因为“科学”必须建筑在专业术语系统上】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都把传统人文话语和现代人文科学相提并论，不理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的必要性和其国际上的现已存在性。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的过去与今天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会以为他们仅凭常识经验和直观分析就可把握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如是，这岂非正是前述一脉相承的“浅尝辄止的实用主义”态度之表现吗？他们往往把“对准经验现象和直接分析批评”当做了人文学者的主要思考方式，却对中国的现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建设较少关心或根本不关心。没有这样一种“赛先生”意识【他们说“赛先生”时不过是在重复胡适一代最初步的科普观念，根本不去想一下“赛先生”在今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貌可能是什么（为此你需要另外专门研习，不是仅凭1978年以前的知识积累就可以处理的）。另一方面大家往往用“赛先生”一词作为时政论辩中的历史工具，却根本不参与、不关心新时代的新“赛先生”的建设问题！“批评旧的”并不等于“建设新的”】：自然科学家需要先有近现代新的科学知识才能处理自然和工程问题（社会科学家亦然），人文科学家就不需要这样的相应现代科学知识准备了吗？如果需要，这样的知识形态能够是表现在大众媒体世界中的吗？有了正确的“赛先生”的认识，我们才能发现：不能将日常直观经验的分析与总结就当成了“人文科学”，而所谓“人文科学”，不应被误解为什么“象牙之塔”和“小说电影”之类，而应该是在其理性原则和方法上足以对应于“自然科学”的东西。【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圈关于“文”的理论性思考都仍然多由出身于中文系和外文系的传统型“文人”来实行，而少由“人文科学家”来实行，此一事实正反映着当前华人圈内的思想状况：自然科学家应当搞全盘西化，人文学术则应当维持其固有国风。我们于是常常看见海外华人圈内的高级科技人和诗人或小说家组成“文理对话”的班子，二者似乎都不知道还存在有人文科学似的】即使从真正的实用主义观点看，人文科学也不是为了追求什么纯粹理智性娱乐，而是应追求真正有效的理性知识，具此理性知识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深入理解和有效解决相关的社会、人文、学术、历史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而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的问题”，二者在具体方法论上是大不相同的）。没有相应的现代化的科学性知识，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和处理相关的各种科技工商问题吗？如果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百年来各个阶段上在政治、社会、学术、文化上的的认知与实践的缺失，相当程度上乃源于相应的人文科学理性知识的不足呢？问一下科技人士，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意识到：没有相应的有效现代化知识他们就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专业问题；再问一下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意识到：在诸多相关问题中欠缺相应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实为其思考和判断难以提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呢？不懂医学，我们敢随便给自己诊断和处方吗？那么多的勇于为社会、文化、学术、思想诊断和处方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有多少人会去先反省一下自身相应的知识准备是否充足的问题呢？我曾多次指出，百年来中国文化界的第一思想形态是来自西方的“小说编写”活动，换言之我们以通过想象和虚构编织故事情节作为现代中华民族表达其“主流思想”和“社会认知”的方式，而不是根据“人文科学”的理性研究来组织自己的相关问题研究。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鲜明地可说明我们的现代人文思想形态的“非科学性”了（我们关注的不是思想本身的“科学理性价值”，而是关注“作品”的大众流行度。这仍然是一种文化实用主义之表现）。结果，我们在以小说（其现代延伸形态为影视）式的人文思想方式（即文艺式的形象类表现方式）对比于、对峙于自然科学的理性思想方式（方法，生产，预测），这不是极大的“范畴混乱”吗？【这不是人文思想家的明显自我矮化和“阿Q化”吗？自然科学家们欣赏“天龙八部”和“诗词曲赋”，我们就真地把这些当成了“自然科学”的“文科对应物”了吗？我们人文知识分子怎么会这么“傻”？怎么不倒过来想一下自然科学家欣赏武侠和科幻，正因为其欠缺高深人文知识素养？我们能够因为他们更有钱有势就得以他们的趣味为趣味吗？如今大家习惯于看动漫、武侠、彩色填图等等，这些不是正反映着今日绝大多数人成为准技术化人员之后其精神需求的全面简单化蜕化吗？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向此看齐吗？当代武侠小说发展于港台，不正是反映着其服务于当代科技工商人士的文艺趣味吗？那些因其在商业化社会知名度大就为此类报头娱乐文字鼓吹呐喊，这是什么样的文学研究能力呢？今日影视文化的全面商业娱乐化也是服务于青年一代同一类受众的：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然完全变化了。而科技工商人士和人文科学人士在知识性和思想性方面的“构成”是根本不需要相互一致的。今日票房收视率之类的标准已与高端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了。不论中外，哪部大片人们还想去看第二遍的？】在物质认知和创造领域我们“讲科学”，在精神认知和创造领域我们“讲文艺”，其后果为何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用“文艺中心主义”取代了“人文科学中心主义”，中华文明现代化就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人文理性主义大方向这面大旗了（理性主义首先就体现于某种科学类知识思想实践上）。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引领世界，其内容主要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九世纪德国引领世界思潮是由于其自然科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这些思想潮流都是根基于人类一切知识传统的，都是针对于全人类的，都是朝向于未来和创新的。没有什么世界级的思潮可以只靠着向后看而形成的，只靠着其本民族祖先创造的本国过去的历史文明来号召于当世，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打算以本民族历史上特有的、不与各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可沟通方面的文化传统传布于世界，并期待其普世性成功，这不是一眼可见的自我矛盾行为吗？
上述人文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思维倾向于是普遍地表现在：大家均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具有一个明确的自身需要先具备什么样的人文科学知识的意识；大家当然不是自以为“不学而能”，却可以说均满足于“浅学即能”。有多少人是在观察分析社会人文历史时先反思一下自己是否需要先强化、广化自身认知准备的呢？我们的文化人和学者多的是根据自身当下现有的认知条件“即兴发挥”的，欠缺一个先反思自身认知条件的问题。（自然科学家则必有此类明确认识，硅谷电脑工程师人人晚间加班学习新的知识技能，我们搞文科的有此求新知新学的紧迫感乎？）其实本文的分析对象并非针对各个个人，而是针对着由个人体现的人文学术整体的性格：我们以为读了“古典史书”就懂历史了，而不问一下：为了深入分析相关历史现象自身需要先有多少必要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知识性准备呢？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提问习惯，我们以为自身具有的任何文史常识就相当于充分可靠的知识准备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如此人人自信，争论起来各不相让。
（二）
以上关于现代思想史背景的简要回顾，其实为了转向一个貌似远离现实其实深深关系到中国学术思想现实走向的特大问题——即这样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是什么？答案是：中华文明在其现代更新期的人文科学建设，或将逐渐沦为西方学术思想理论潮流之“附庸”。此一看似夸张的“或将”一词，读者接续上文以为主要在指中国文士在理论上“浅尝辄止”的惯习之后果。的确这是内因之一，但本文的下半部将把焦点也同样兼顾于 “外因”方面，以显示在内因外因两方面作用下之可能发生的历史后果为何。这个外因就是我们屡次指出的：逐渐蔓延和强化的人类人文科学事业全球商业化-制度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文科学事业都将逐渐消弱、丧失其传统“向真”价值标准，而改为将人文科学作为个人和集体“求利”的手段。要点是，这个“手段”不再限于指个人间的争名夺利上的“小打小闹”，而是指从“软件”到“硬件”上的全盘“学术制度化发展”；也就是把人文科学实践（教育、文化、科研）全盘“产业化”的现实和未来（今日海内外一些寺院的产业化运作倾向可作为较小规模上的类似例示）。硬体的制度化显而易见，而更深刻的“人文革命”将发生在“软件”层次上：在人文学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世界观上。此一人文学术生态内里的严重质变正在全球蔓延。学者不再像“古人”那样首先直面其“本身价值观”和“精神目标”问题，而是被职场生存越来越严格的、精细的制度化发展“改造”成了“学术制度程序化运作者”。结果，历史至今存留的一切人文学术资料都被纳入此机械程序内进行“重新筛选”和“重新定位”。学者作为“既定程序操作者”，在强大的、必须遵行的制度化压力下，不会再按照人类传统的人文价值观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而是选择了“服从客观条件”，在此前提下，传统思想中的最高伦理性价值失去了直接精神方向引导力，而只被学人同样当成了“被运作的对象”。【几十年来我最为惊讶的是发现，所接触到的西方人文学者们几乎一律地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人生观，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身上普遍表现出来的“双重人格”（最初被我判断为“虚伪”，现在我宁可减少他们主观操守方面的责任，而更多地将之归之于客观环境使然）：他们已经对于传统伦理精神价值实际上“失感”，一方面在抽象层次上仍然在“客观地”肯定着伦理价值，却在具体实践中“主观地”排除了伦理价值对自身具有的规范作用，遂类似于胡塞尔说的给伦理价值本身“加了括号”。在我了解最多的现象学和符号学界，他们在学术话语上如此大谈特谈“人格”，“道义”，“真理”，而在实行中几乎百分之百地在制度化框架内依循着自身利益行事（相当于商人的“依公法而求私利”）。“道义”仅仅成了他们的职场话语运作中的“话头”！】
结果，人文学术作为职业，就蜕化成和社会上各业一样，都须渐渐向“企业文化”靠拢，自然涉及到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其“兼并”和“垄断”战略。企业文化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多多益善的赚钱来多多益善地“扩权”，学术领域内“权势追求”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最大乐趣。人文科学向企业文化看齐、靠拢、依附后，自然也会归根结底把“增加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当成了“干人文”的最大乐趣。照此发展，人文学术生态还有一个更为“恶俗”的方便性：可在技术上、财务上阻力甚小地纳入学术全球化系统。因为不直接以物质利益为考量，较少受到国界的限制性约束，学术权势运作的国际流动性遂可以“更为流畅”。几十年来我以独立学者身份与西方人文理论界的接触（不以官式代表身份遂可更真实直接地接触到国际学者动机层细节），首先让我们有机会对于“学会”、“会议”、“中心”、“通联”等等的真实功能和本质进行近距离观察和分析。经过反反复复地预期、失望、剖析，通过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察判断经验，才最后“越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越过其个人言行层面，推测其言行背后的真实动机和相关社会性制约因素）得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结论：人文学术的价值性话语，今已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其正向激发力而蜕化为一种“求利工具”：通过道义话语的技术性运作以遂行自身影响力扩权之真实目标；因此，对过往杰出学者“人格”的称赞话语，实际上仅起着称赞者自我宣表的宣传性作用，根本与其个人信仰与操守无关。其人甚至于并不时时对此具有自意识（此一事实可作为为其个人“减责”的凭据，但也可作为对其“言行心”背后的社会性制约力机制的深层部分体认之根据），因为这早已成为职场业界的集体性自然。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中性化地缓和”我们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人文理论家（特别是“理论话语制作爱好者们”）普遍地变成了“准技术性人员”！不要再和他们谈什么“道义问题”，只需要和他们谈学术上的“技术性”问题。他们是、仍然是、当然是我们在很多方面的技术性层面上的“老师”，但也仅此而已，在“大道问题”上，则须与他们绝对“免谈”！他们只知道如何按规则和规矩办事，不知道还可能像中国传统上私人书院那样先谈个人义理信奉问题。他们是我们技术上的老师，却绝对不是人生真理问题的共同“求道同志”。将老外学术看作技术性研究对象的意义，不只是说不必产生与他们谈论“大道”的幻想，更为适切的设问方式应该是：不能把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看作是现成不变的“正确真理”，而只能看作是研究对象。虽然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必须足够认真地对其加以研究，但却不必并不应视之为“标准”、“限界”和“目的”。此一判断当然也源于现代学术世界中学科划界造成的“博士就是窄士”的知识专业化现实。而在其背后起着另类支配作用的商业化、市场化则有助于强化其专业本位主义。因为专业技术化形态有利于职场市场化中的相互竞争策略之实施。而另一方面我们就不须惊异地发现：许多专深的理论家们（特别是哲学家们）其技术上的专深化正与其思想眼界和能力上的简单化成正比（哲学教条主义即指此：大师的逻辑学学的越多，自己的伦理思想意识反而越呆板。西方学界这样的哲学家多得很）。也就是：专业化不仅不等于学者的任何思想能力的同时扩大，反而处处暴露其因专业窄深化而滋生的“视角”窄化和固化。近年来我更进一步发现，西方人文理论知识分子有关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等问题上的智慧表现在大幅度地下降。【这一判断似乎与我前面强调的人文学术科学化要求相背离，实际上对此复杂问题应该补充以一个必要的解释：专家们的一切专业化知识都是我们需要的，重要的，但这些专业化知识都只相当于“原材料”，有待于我们运用跨学科方法论将其在现实解释学的层次上“激活”以致用（不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而是纯粹理论的“现实相关化”）。对此高级理性化原则，西方学者，包括倡言跨学科学术的学者们，很少能够加以贯彻。因为他们都自愿受制于职场制度化的限制以获得生活和职业的安稳。此一知识专深化和观点宏通化的关系，比较复杂，此处不引申】
在此背景下即可理解我经常提出的“吊诡性”要求：一方面要认真全面研习西方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界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不让自然科学家们时时跟上知识发展，就是在阻碍他们的科研工作和消弱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绝对不能陷入其制度性窠臼。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翻译、研究、批评现当代西方理论的独立学者，我的“另一堪称独到的发现”（对比于惟西方老师观点是瞻的留学生的习惯而言）就是：西方当事人学者，根本不关心其思想学术是否被“忠实地”传布到他国来了，他的真正的（relevant）关切是他的“大名”是否被有效传播了。甚至于（别奇怪！）其relevant的关切中还包括：他不仅不关心自己的著作是否被忠实地引介过来，甚至于还对此忠实引介本身感到“亦喜亦忧”，如果其学术话语不是相关于其本人思想而是相关于第三者的思想的话。其“喜”，因为毕竟是他的作品，其知名度亦因此而可扩大，其“忧”则在于（看看他们的复杂心理！）：被研究的西学原作者（A，如康德）对于此西方研究者(B，如西方的康德学者)和对于中国引介此西方研究者B的作品者(C，如中国的康德学者), 都是“第三者”（B与C成了“同行”。按照他们的逻辑，遂变成“同行是冤家”乎？）。于是在B的自身“知名度核算表”上就出现了另一个隐在的问题：B的知识性努力成果等于也在认知能力上帮助了同行C（在传统伦理观念上这是多大的好事，但在商业化竞争时代，这就相关于“知识利益的得失问题”了）。如果C仅仅是相关著作的引介者，自然一切如常，但如C在同一领域有不同于B的独立见解，B的视为自身“资产部分”的某些知识等于在帮助C和“自己竞争”（他们具有着学界人际间相互竞争意识）。这样的复杂关系远非仅表现在此类译述事情上，而可举一反三地运用于很多有关中西学术交流事务类型中。此外，西方原作者是不喜欢其作品被批评性读解的。同理，原学术集团也是不喜欢其运作方向被批评性、独立性对待的。这样的心理背景必然导致他们进一步精细化自己的“利益计算标准”：不是鼓励任何一种交流和引介，而是期待自身作品“负面效果最少地”被引介。别以为此“负面效果”是指被引介的学术话语的不忠实（他既看不懂也根本不珍视本身作品翻译书本身），而是指担心遭受一种“被批评性地、独立于他本人立场地”引介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贯以来多次“暗示地”提醒“外语界”朋友注意自身在中西交流方面具有的两面性：外语特长方便于引介；但专业训练较少的学历事实反而可能被老外廉价地利用。在此领域同样存在着自然科学界、古代匠艺界、宗教教派界、武门教派界有关思想与技艺传承方面的“技能传授辩证法”问题：既要适度传授，又不能“倾力相受”。（徒弟偷学了师傅的才艺跑出去另立门派的“风险”）此一“西方师傅”的矛盾心理则表现在其对于此类交流中的“相关性目的”的定位上：不是一定要忠实地传达出其真实有价值的思想本身，而是要在他国“制造自身的知名度本身”。他视你为“他者”，即不是“自己人”，他知道你处学术思想落后，故所实际追求的目的仅为“宣传名号”而已。为此目的他必须“选对”与国的agent。反之，你如既忠实却也同时批评地进行引介的话，他可能隐隐意会到自身有可能“两失之”：自己的知识技能被他人学去了，而自身的知名度却可能因此批评性解读反而被减弱了。那么自己的收益为何呢？商人化的学者一定会有这样的矛盾心理。须知：中方的西学理论知识建设事业的目标其实确实与西方理论界本身的利益无关！【现举一例。列维斯特劳斯百年寿辰纪念时，恰值十数卷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中文版出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经筹划了一个纪念活动，并邀请我作为译者和该文集总序作者发言。结果，不知道经谁暗中运作后，法国大使馆文化部门商恰出版社取消此次纪念活动。我准备好的发言也就只能另外发表了。我作为新时期两岸三地引介当代法国理论最多的中国学者之一，却和法方的教育系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虽然作为“客人”多次受邀访法，却并非他们“培养”的人，因此就不属于他们的自己人（只有中国的法国留学生才是他们培养的人，大概也因此对于由我这样一个不会说法语的中国人首先深度引介了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利科、麦茨、勒高夫等感到有所“不爽”吧）。法方欢迎的是中方通过翻译颂扬法国理论和大师，却并不感兴趣中方学者对其进行批评性的解读。老外们往往思想简单，他们就是连这样最简单的常识都不懂: 以为谁西方语言流利谁就最有资格进行其理论性思想引介。“瞎子和瘸子”的关系就这样严重地影响着中西学术理论的情境。此一经历的蕴含意义是，西方学术界真正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学术纽带”来构造中法学术“共治体”，却根本不关心法方理论翻译的质量问题。甚至于安排他们的对理论学术一窍不通的法国汉学家和同样学术训练薄弱的法语留学生来共同主导中国的法国理论研究评价问题。这就是：他们安排那些从我的译作中了解了法国理论思想的“自己人”来反过来评价我的学术成就！为此他们还曾发来一封邀请我参加法国学术翻译评奖的信。我看后真不知道该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因为我断定法方负责该事务的人本身也未必读的懂相关法国理论。由此可见跨国学术垄断事业之一般。好，我因此而再次正告国人：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和相关外国没有任何关系，千万别让他们“忽悠”住。中国人的西方理论研究，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场地进行的独立活动，这和西方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技术上向老外学习，正如同向西方书籍学习一样，这也是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本来我以为是有关系的，即在共同追求学术真理事业！但渐渐发现此乃一厢情愿的过时畅想。他们已经全变样了。那就干脆各干各的罢！】
此外，除了直接的利己主义之外，他们也有一个“集体主义”，这就是为自身依托的“本学派”之“扩势”（精神思想影响力）目标努力。（注意：是指“扩势本身”，不是关心通过扩势行为造成的对手方相应学术水平的真实提高方面，除非在对手方被间接“收编入”本派成为“自己人”后。这就是一位老外符号学家，因自身不得意而对我多次指出的今日学派mafia化现象之一。）但是这样的学派本位主义同样失去了学术天下为公意识，而是一以本身所属的派系学术的技术性层面上的技术性努力，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实际形态”。也就是他们很难再有道义心胸去反思超出本派眼界去思考公共性“大问题”的心胸，更谈不到相应调整自身实践观的可能性。这是成为“准技术人员”的另一个标志。正是技术性层面的运作易于施用于学派扩势战略和战术层次上。（学术实践观和学人的人生观遂合二为一）这一结论是我于南京大会后渐渐地对西方符号学学会的建设性发展也不再抱希望的具体原因之一：学人本身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发生了质的改变！我在《结构与意义》（扩大版）前言中还残留的一点对少数西方学者抱有传统“正义观”的期待，应该说现已应该彻底放弃。因为这少数人也绝对不可能扭转人类人文学术商业化异化的总方向之势头。加上西方文明思想传统中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学主体意志伦理学，在如此强大的全球化制度性大势下，必将在客观逻辑上有力地“压塑”职场内任何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职场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呢？让你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主流内发挥任何作用。根本不需费力通过外在的限制措施，事实上职场内的参与者本身早已被形塑为意识形态上的“刀枪不入”者了。凡不合全球市场化“规矩”的，职场学人早就在其社群交流圈的第一圈外就自动将其加以删除了。这就是学界技术性制度化的逻辑力量！
我曾多次指出：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传统和惯习正好成为国外人文学术机会主义者加以利用的环境。其相应选择的应对手段可能极为巧妙地这样安排：一方面只鼓励你为其宣扬“名号”【国内普遍盛行的让学生大规模地“直译西书”以充当导师和领导“政绩”的风潮，相当符合老外的真实需要，他们会以为：这样的低质量翻译无伤于其根本目的，既有助于我们宣扬了“学威”，又导致你们“学不到”我们的“真本领”。我过了几十年才悟出这个埋藏很深的“真理”。加之，反正他们也看不懂你的译作，根本不把你的译作品当一回事，有些人连将其留作纪念品都无兴趣。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以便列在自己的公开著作表上即可】，一方面和你们的留学生结成国际交流互利关系（既然你们有把大鼻子看作高于华人一等的习惯，那还不容易安排！），此种师生互利关系的普遍发展（中国今天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留学西方的文化大国），结构性地让“外国”（老师）在学术位阶上永远压“中方”（学生）一头。这是制度性崇洋媚外最大的果实，其最终结果则可能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转型努力中的大方向！特别是，如果中方的counterparts本身也同样不关心西学理论引介的学术水平的话；结果客观上成了一种另类合作模式：因此不顾质量的学术实践方式导致了各自可分头获利，各取所需。翻译学术实践仅仅成为一种双方获利的media。如果更深入分析，其中岂非也隐含着更为负面的可能发展吗？双方在此纯功利主义合作中实际上可能形成一种跨国学术势力集团之间变相扩大垄断学术的倾向。文化学术商业化后，凡商业活动上发生的，就也可能在学术界发生。在几十年从事符号学跨学科事业的活动中，我本人一向最为警惕的就是这类借着“跨学科、跨文化”名号实行的学术“权威”集团间通过“跨界联盟”以实现其扩大学术垄断的野心。其实人文学术世界内最大的隐忧正是此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能逐渐形成的此类跨界学术垄断集团势力网。这是我在越来越参透了一些学术名流内心根深蒂固的名利权野心后认识到的，对此我们切切不容小觑。为什么在人文学界也可能发生这类国际学术山头营建的机会？学术职场功利主义制度化的发展可能诱使与促使学人为了职场有效生存而不得不趋炎附势。在崇洋媚外的大环境下，趋国际之炎、附国际之势岂非属于自明之理？
中西人文理论交流方式的问题，并非仅只反映在老外们的作风方面，而是整体而言地反映在：“学术势力”在软性制度性层面上（信念，方法，方向，程序，方式）的全盘西化倾向上，这将从根本上有可能确立中华文明中人文学术理论界的模仿性、因袭性、附势性的发展大方向。在此方向上，一方面中方必不能忠实深刻掌握西学理论知识，却又牢牢依附于西学规范和程序实行“依势谋利”的治学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最能多快好省地达至在国内学界获取利得的目的）。依附性的理论话语重复行为，并不等于是掌握了理论化思维的表现。此种中外合作谋利的方式导致的结果不是什么理论思维的发展问题，而是借助于理论话语渠道将西学理论的“制度化势力”导入中华文明的问题。不是指理论思想的掌握，而是指通过理论思想话语的“呈现”所实际实现的“思想势力本身”的支配性之获得。在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话语正在同时也变质为某种“精神势力的实现”。学者和学派最终的关切并非还如传统上存在的有关学术本身的科学真理水平的问题，而是有关于其学术实体的市场势力大小的问题。此类学人的心态就相当于“老王卖瓜”者的心态。其中没有一个辨析本人西瓜甜酸真实情况的自我认知性关切，而是只有一个不假思索地兜售本人所卖西瓜并考虑如何长期占有市场的利得问题。大家都在参与“真理话语”交流，但我们真是要经过多少次的“对错检验”才能搞清楚对方究竟在“想什么”（和我们不同，他们很少暴露自身各种行为动机）。你以为大家在共同追求学术真理事业，彼此也会在此目的和价值观上相互一致。但很快你就察觉到“不对劲”，对方的真正relevant关切是他自己的相关利益，如若不然，他人的“真理话语实践”就和他一点关系没有。甚至于非常像是：同行厂家看到彼此的生产和产品的状况，会对彼此的“技术性、参与性提升和进步”表现出“客观的兴趣和评价”吗？（难道不会类似于厂家研发项目的“泄密”吗？你厂使用了我厂的专利而获利，我厂会因为你厂使用了我厂的发明而高兴吗？）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经济上的竞争关系，当转换到人文学术界时，即当人文学术也被商业化异化后，此国际交流关系岂非也是一样？不会因为相关“媒介”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而有所不同，如果二者的“生产程序”和“生产目的”都是贯彻了商业化原则的话。按照这样的比喻读者就可以理解本文所言不虚了。（其实我在已发表和将发表的英文论文中都提出的今日人文学者的businessman-like style,就是指的这一可怕的人文学界全面异化的事实。但这样的揭示在西方学界一点作用没有：他们生存于客观的、不可改动的职场制度化轨道内，无关于自身主观上价值学的认知。少数人认同你的判断，也不可能影响任何学界现实）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样的观念不要希望老外人文学者还在保持着，本人几十年来不知道在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上和各种各样的老外发生过多少次“误会”或误判，最后才体会到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还保有这样的意识，令人始终缅怀，而大多数人都是一门心思地要通过此类交流获取自身利益，而在此过程中又无不打着“帮助你们”的招牌。实际上他根本不关心是否“帮到了”你们，而是只关心其个人或本集团在此交流中的私利（=声名）获取情况。可巧中方“接待方”不少都以“仰视老外”作为其“待客之道”，以至于老外无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而积极顺应此学界官本位生态，最终形成了各种“互利联合”关系。在此关系中学术本身成为了纯粹的“互利交流媒介”（=渠道，手段），通过此类交流双方获得的“好处”才是真正关怀所在。双方均不关心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人文科学建设的实质性进展问题。结果，老外的“利益获取结果”也就转化成了其对手方的“政绩记录”。（其实真正成为“渠道”和“媒介”的还不是学术本身，而是老外的“身体现身”和老外的“外语发言”本身。热衷于担任此种“洋买办”职能的人，可能也正是开口闭口“五千年”的人。他们也正好是在聚会场合把老外排在前列把同胞推向后列之人）
不要惊讶，其实老外们还特别喜欢看到中国学人沿着本国学术文化民族主义方向来发展，如果在此领域你们采取了和科技工商向前看的大方向相反的方向的话：即“向后看”（这意味着你们在人文思想领域内没有足以和西方文明对峙的理论思维能力：“你们是靠夸耀祖先业绩自满自足者”。那还不好对付？即不断地当面称赞你祖先的伟大，而暗地里知道在人文科学理论层面上你们始终只能一知半解！因此在精神水平上“我们遂可永远压你一头”！）。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唯一有效存在的中西文明大方向对峙中，你们在精神建设方向上通过民族主义向后看策略性选择可谓正中老外之文化战略思考上的下怀（如果有这样的潜在文化战略的话）。还不要说，在崇洋媚外的大方向下，所谓民族主义学术也无不尽入其窠臼，试看：哪位国学大师不是都以其在西方任教或受到西方尊重为最高标准的？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方向的学者们哪个不是以“到国外讲学”为其至高荣耀的？大家心里面都是“朝向着西方的”事实，老外们会看不到？今日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全面地“朝向西方”的事实，老外们看不懂？如果，今日学术民族主义者们以为通过“抱残守缺的门面”就可以对付西方理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压力，这就会被有识者有理由解释为：这岂非是正在打开未来让西方理论化思想全面控制中华文明的大门！【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在科技工商方面全面地按照西方文明开启的大方向前进着，而且还可能通过“伪（指其虚假性和无效性）学术民族主义”而在精神建设的层面上实行着“曲线的全盘西化”。即因此资料本位主义的学术观而使得自身永远无缘进入理论思维领域。今夕何夕？科学时代而不致力于科学性、理论性思维，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么？】
在这里应该在学术实践论上进一步明确“运作结构”的观念：西方理论绝对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学术对象（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对待国际科技理论的态度一样），为此也包括直接跟随研习（国外留学）和间接独立研习（国内研读），但仅就“中国学界发展有关西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目标来说，其“运作场地”绝对应该、只能应该在国内学界开展。在“学术学”认识论上要明确认知：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必须形成独立自主场域，而与西方学人没有直接关系，更谈不到在西方学人“引导下”进行【还不要说由于语言的障碍，西方老师对于其东方学生母国事物几乎一窍不通了。几乎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什么都了解，他们对于我们的历史、现实、学术什么都不了解，却往往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其可笑性正在于此！1996年我曾与一位在德国哲学系任教的印度学者感受一致地共同“嘲笑”着老外学人的这种以不知为已知的肤浅风格。】。这就等于“买卖双方”处理着“同一事物”（同一学术资料），但双方的立场和目的根本不同。中国的西学研究是中国人的事，不是西方人的事。
此一学术实践认识论的另一相应观念调整则是：既然中国学界的西学研究完全是中国学界自家的事，各种学术交流都仅仅是服务于此一总目标的手段，因此谈不到什么“与国际接轨”问题；它根本上是中国学界自己的事，既无需又不可能由并不了解中国学界实况的老外来“引导”，因此也谈不到依赖什么“国际认可”来增加自信。这一点和科技工商界的情况完全不同。科技工商学术的内容与目标都是全球一体化的，自然而然就是中外密切交织一体的。人文科学则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不仅因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一半是传统中华文明的内容，而其现代化的另一半，如本文所述，也是中方自己的任务，就连这个“中学的西学研究”部分也与老外没有关系。我们切不可由于崇洋媚外的积习把这几个不同程序中出现的同一相关词“西学”看作是具有着在国际平面上统一中外学术的功能，以为中国人学西学最终目的是要顺依西学引导或并入西方文明系统（逻辑上正好相反：你要不想让西学引导你就须首先掌握西学。这个“逻辑”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完全懂。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不是一个什么“立场”问题）。极而言之，即使我们的面向全球的人文科学发展大目标，也是指在中国舞台上进行的“世界学术”研究，而不是指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世界学术研究。中国的“世界学术研究”由于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多方面创造性前景，更因为此学术实践共同体主要是以高级汉语进行的，它当然只能是中国学界自己的事物。这一“只能”概念表明了未来的中国人文科学的高度多元化的实践，其技术性要求将是在很多方面超越西方学术框架和标准的，是西方学者的技术性条件（语言，文史，跨科）根本无法介入的。从中方学者自己方面看，更要端正治学态度，我们的目的首先是切实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而不是急于向外炫耀。“厚积薄发”是中华文明先哲的永恒教诲，难道我们后世子孙非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薄积厚发”或“揠苗助长”不可吗？对其因此选择带来的实际国际效果全不在乎吗？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西学理论浅尝辄止风气，于是今日更遭受着学术技术化、商业化生态大转化带来的“加速倍增”效果。正是浅尝辄止风气造成的中方学者只能变相“复述”洋学的事实，使其在学术知识的专业技术层面上不可能与老外争短长，从而反可因此欠缺内在抗力而容易顺学术制度性上的崇洋媚外格局及其相关的不成文规则而亦步亦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失去了有关学洋学是为了什么的反思。由于不能在认识论和文明发展方向的高端上看待人文科学意义的问题，而只能顺应今日学界的现成可行轨道而“机械地照章办事”。人文科学如仅被视为职场升等工具和渠道，人文学者在中西人文学术交流中也只能从功利主义角度为自身立场定位了。
我们最后将中西人文学术交流的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前途这样的高度来看，对于只关注眼前现实问题的人看来实属无关紧要（中华文明今天只习惯于“视近”，无兴趣“望远”，完全忘记了老祖宗说的“远虑近忧”的格言，或者以为那只是指现实具体得失的策略性问题，却不意识到此格言在文化战略性层次上的多层面相关性）。但是在民族精神维面，按照仁学价值观，中华文明仍应该保持其“全局性”眼界（不限于物质性建设上的全局性，而是文明发展上的全局性）。那该怎么办呢？首先问此问题者应该先有一个调整个人心态的诚意：不是你本人该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民族学术前途发展该怎么办的问题。二者在范围、目的、动机、方法等等认知层次方面当然完全不同。学人只有先区分了这两套不同的设问类型和层次（这是两个档次上的认识论和实践论问题，个别学人要适切地随时思想“换挡”，以采取相应不同的思考前提和分析方法，否则当然就会出现“思维档次上的混乱”），才能够有效进入这个问题领域。这样我们就应该把有关中华文明整体学术层次上的“战略性”思考和个人学术实践层次上的“战术性”思考加以区分。这样，在既认真研习西学理论又不囿于西学理论之后，我们必须同时或其后开始对其批评性的独立理解和判断。为此我们虽然不必对西学理论亦步亦趋，也不能阿Q式地采取“依祖自重”的毫无用处的心理自慰方式，而是要同样根据包括中西学全体在内的人类学术整体重新组织我们的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新认知框架是在中西学传承基础上经过合理创新后形成的。为此目的，第一个技术性难关就是超越现代学科和学派的分界（和自然科学的分类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不同，人文科学的分类具有极大的人为惯习性背景因素），传统上简化的说法是“打破门户之见”。为此当代西方人已经做了大量努力，可资参考，虽然近年来变得越来越不见成效了（由于商业化、职业化的学术生态演变之故）。我们如果能够克服此种客观制度性限制，就可“在西学的基础上”，在中华文明前途的大视野前，创造性地达到对西学理论进行分析和重组的目的。一方面，在西方人办不到的开展真正跨学科研究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做到（这就是本人三十多年来学术实践所致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跨文化的学术全球化层次上中华文明又是独擅其长者。这就是说，除此之外中华文明在人类精神建设事业上的责任和可能性还并不限于上述对中西学及其理论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批评性理解的目的上。我们还有一个如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将新掌握和重新理解的古今中外知识进行创造性地“运用”的问题。在此第三个任务层面上，“跨文化”策略将担任主角。我们要根据人类历史文明的“另一半”的独特东方历史经验对于人文科学如何贡献于人类精神生活建设方面进行另一层次上的“文明目标战略构想。”
【补论】
【简言之，在中西人文学术交流中，第一层次是忠实性把握，第二层次是批评性理解，第三层次是创造性应用。按照本文作者的这一“西学理论读解认识论”立场（明显不同于留学生的立场），就必然要破解西学者的误解：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西学理论研究逻辑上应该以西学界共识与结论为权威性依归，因此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与西学界密切相连。但是按照此处表达的、基于“跨学科-跨文化”的认识论立场，就必然否定了此一观点。中方学者对于“同一西学对象”的解释和运用可以大大不同于西学界的共识。“理解，解释，运用”，是三个不同的认识论-实践论阶段。但是，他们会对此不高兴，感觉到似乎是把西方专家和西方公认权威仅当成了“理论性材料的提供者”，而正是他们一贯地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当做是“历史材料的提供者”的。我们这样的立场却并不是根据什么学术民族主义立场，而是根据世人已经普遍遗忘的“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大公立场。虽然高度功利主义化-个人主义化的现代化西人难以领悟“大道”，而中国的西学者反须强化此一正确研学认识论，乃因考虑到一更严重的现实性原因：学术商业化导致的学者以学术求权势的心态以及本此心态追求跨国性质的“学术权贵垄断学术”的功利主义倾向。对此一跨国经营学术垄断集团的企图，我辈中华士君子必当本仁学精神予以抵制，不可屈于其权势。为此先从学术实践学认识论角度划清“中西界限”，遂成至要警示。通俗言之：并非是理论来自谁的就得听信谁的。任何知识产生后即成为“天下公器”，人人得以大公原则论之，处之。在此关键点上，我辈切不可屈服于越来越增强其运作规模的国际学术商业化兼并企图。即使抛开近期学术商业化因素不谈，西方学者（如众多西方哲学家，包括胡塞尔）把希腊哲学的欧洲理性主义原型视为人类唯一正统理性形态的信念，也成为今日西方理论家以为其“至少”握有西学理论解释性的权威。此一信念也导致他们难以容忍其他人类理性主义形态的存在。在本人参与组织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本人对其宣布的人类理性主义形态的多元性以及仁学精神作为与希腊精神平行的伦理理性主义形态不应被国际忽视。本人在国内崇洋媚外学术环境下以及西方学人骄傲自满风格下提出此一人类普适性的仁学伦理学理性主义传统形态，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使此伟大中华文明普世价值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开端。本人提出的此一看似简单的学术实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将会导致“西方中心主义者”（包括大多数西方理论专家们）的另一种实际性不安：他们将因此失去其自以为持有的权威性和主导性。这一担心更将凝聚于我主张的那种跨文化符号学（完全不同于北美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原则：人类人文理论的解释性实践必须在全人类文明框架内按照多元化理性主义重新定位。因此，深入“独立深入研究西学理论”，和国内外的西学中心主义者（不论其出于自身理论性信念还是出于功利主义目的）所持的各种“西学原教旨主义或教条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除了以上两种负面的动机外，老外专家至少也有一种“情有可原的”自以为是动机：他本能地倾向于以其确实具有的专业技术层面上的优越性来“支配”他民族的任何一种相关的思想性或理论性实践，却因囿于自身的专业化深度之“狭义技术化自信心”而忽视了理性的多元化相关性。对他们来说，此种自我视域的局限性难以克服，还因为其思想观念方式受到的限制力实际上是一客观综合性系统：除了专业知识的技术性限制外，还有其身处的历史、社会、生活、语言具有的特殊惯习性“下意识地”带来的更为僵固的限制性。此一当前视域限制性系统成为其参与跨学科对话的根深蒂固障碍。这样的先在理解力局限性如果主要源于其或许并不自觉的客观限制条件，那么在中外学术思想交流中他会有朝一日突然意识到他以前在与西方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未曾遭遇到的“智性忧虑症”：即当他意识到原来他的对手方的诸多文化思想背景都不仅是他根本不了解的而且还是他根本没有条件了解的。此时他会突然以为自己误入了对方的“学术斗智”中的“圈套”：即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具备参与此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对话的基本“技术性资格”：对对方的语言系统和历史系统的一无所知。于是随之突然产生了一种“无知恐惧感”：不认识对象，不掌握方法。往下还怎么“唱这出跨文化理论大戏”？只有在深入了交流情景后他才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最初在双方处理西学理论部分是具有的权威感在“交流的下半场”中失效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情境之真实状态为何。这样的觉识遂使他进一步靠拢“西方中心主义者”或者继续依赖那些不通西方高端人文理论的西方汉学家型的文化掮客，直觉到那些人才是对他最有利的、西语流畅的异他文化合作者（二者的共同职业化利益都是：通过崇洋媚外大环境来消弱中方“真正知西派”的作用+参与吹捧对方学术民族主义宣传以促成对方的理论思维能力因此虚假的“民族自傲心”而永远难以提升）。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合理化推论（在我大量亲身体验之后获得的结论）？一个最简单的回答：他们不懂得仁学“见贤思齐”和“独善兼济”的深意。我称之为一种西方“结构性的个人主义”。当然非西方地区的崇洋媚外历史和现实环境又浓化了他们这种自欺欺人意识：真以为自己擅长的知识类型就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唯一存在的最高认知形态了！让我们再深一步考察这一中西之间有关西学理论研究的立场和权威性问题。其要点还不在于具体问题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在此双边交流中渐渐可能形成的“学术权势机制”问题。我们真正要防止的正是此一两大文明间可能形成的非学术性副产品：国际学术实践运作中人为垄断机制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表面上的是是非非话语运行，可能成为机构性权势形成的基础。它所满足的是学界借学术话语追求权势建构的商业化动机。后者将从结构上瓦解科学真理探求的正当程序。中方学者们或将在双方“泛西学中心主义”控导下形成的此双重性运作（学术话语编制+权势基础建构）中成为被权势力运作的“棋子”而已。“学术学的辩证意识形态分析”，实为符号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可以使我们透过表层结构（话语编织）进入深层结构（权势建构）。
不言而喻，有识者会领悟，我们的西学理论“老外朋友们”是并不真地欢迎具有独立精神的非西方的西学理论研究同行们成为真实深入的“知西派”的。（一个厂家愿意他的竞争厂家对其本身的“专利”具有深度了解吗？）信笔至此，有识者是否参透了其中含有多么深刻的人类文明反思战略上的重大意涵？——作者补写于2015-8-15/16。】。
只有真正地（既不是浅尝辄止地，也不是“以译代研”地）掌握了人类知识前沿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谈得到为中华精神文明创造性发展进行构想，为此就需要先考虑如何储备知识、“增益其所不能”的问题；为此就需要先明确知道现存缺欠为何的问题，也就是诚实面对过去失误为何的问题。不正视缺欠，就是不想改进，不致力于求知就是无意于创新。在科技工商界此为当然之理，在人文科学界也应该视为同一当然之理。否则岂非在西方文明开创的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在认真实践，而在中华文明几千年以之自豪的人文学术固有领域我们反倒要敷衍塞责吗？
（2015年8月14日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