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讨论中国佛教的许多问题，实际是一个佛教如何适应时代的问题。无论讨论传统与现代、返本与开新、神圣与世俗、契理与契机、现代化与化现代等，都是讨论中国佛教在今天时代如何适应、如何展开的定位问题。
我首先提出第一个问题：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中国佛教在未来能否成为维护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主导力量？能否承担起化导社会的主导责任？乃至成为引发人类文化新突破的一种思想源泉？
这个问题的提出，初看起来可能有些突兀，也许出乎大家的思维习惯，但这绝不仅是因为我自己研究佛学而对佛教有所偏好才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是我从未来世界文明发展融合的大趋势下作出的一个判断。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就中国文化发展而言，从汉代一直到民国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主导是儒家，承担社会教化之主导责任的是儒家，佛家和道家虽然也在其中起很大作用，但不是主流。儒家是主流，佛道是旁流，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但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化，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运力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以至于到现在中国文化的显现层面，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生活形态、服饰礼仪等，大部分已是西方化了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只在潜意识、思维方式和民俗层面存在，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遮蔽的。那么，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应当是东西方文明融合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国家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明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那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实际能起到这种代表作用的，会是儒释道三家中的那个呢？现实是，儒家现在非常衰落，虽然在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观念上依然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作用，但实体层面是彻底衰落的，所以，学界有一个词叫“游魂”来形容现在儒家的状况。要保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就需要在文化的实体层面有继承发扬者。有学者曾经提出“抽象继承”、“综合创新”等观点，但抽象的文化精神必然会在外象上有所体现，“抽象继承”显现出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被其他文明实体所融合、同化。而“综合创新”的必然结果则是另外创立新派，同样会失去原来的文化命脉。因此，如果儒家在实体层面不能重新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问，哪一家文化可以来接手这个位子？是佛家道家？还是西方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佛教能否在深度沟通科学文明和宗教文明上发挥关键性作用？现在是科学时代，科学文明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但理论和历史事实表明，科学文明取代不了宗教文明，宗教文明依然会是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之一。那么，科学文明和宗教文明二者能不能深度沟通和融合？佛教对二者的沟通能否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其实与另外一个问题紧密关联，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实际上，科学文明所代表的文化谱系是从古希腊、罗马传统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科学理性，后来又结合了基督教文明而形成的现代西方文明传统，其特点是形而下发达，形而上笼统。因此，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即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什么要提出佛教对二者的沟通融合起关键性作用这个问题呢？这是因此，东方文明中，包括儒家、佛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中最富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是佛教和道教，佛教、道教对于生命认识的深度，直到今天，也是现代科学所不能达到的，而且佛教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分析，完全可以和现代科学进行深度沟通和融合。这个问题的讨论，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很有意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讨论一下中国佛教的特质。
中国佛教的特质，按照近代佛教思想家太虚大师的观点，分为主流系和旁流系，主流系是指从道安以来，一直到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旁流系指从印度佛教传入的中观学体系、唯识学体系以及毗昙学体系，二者具有较大差别。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差别，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佛教绕不开的问题。例如，我们讨论印顺法师、法尊法师以及欧阳竟无、吕澂等人的佛教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新回归印度佛教。法尊法师回归中观学，因为他留学康藏，是在格鲁派下成长起来的；欧阳竟无、吕澂学唯识，所以回归唯识学。太虚大师则比较中道一点，他认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更能够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这是历史的经验，因此，他认为将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依然要以中国化佛教的主流系为主。一个民族有其自身的文化性格，外来文化要能够长久生存，就需要改造自己，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相适应。
佛教中国化进程从南北朝开始，经过隋唐，到了宋代彻底完成。所以，到了宋代，中国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佛教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定位也形成了，如宋仁宗所讲：“儒以治世，佛以治心，道以修身。”这样的“三教融合、三元共轭”文化格局，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佛教自身也认可这个定位，自觉地把“治心”作为自己的文化本位。这样直到近代，始终是这样一个文化格局。儒家文化是中国道德伦理、文化价值的主流，佛教道教作为辅助，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文化也不断地汇合进来，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现在虽然比较衰落，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自觉不自觉的都在发挥着潜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政治、伦理层面，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直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之后，这个格局才被打破。
从文化角度来讲中国佛教特质，可归纳为四点：
一禅的当下安心之道，以禅宗为代表；
二无我的生命解析，以中观宗、唯识宗为代表；
三判教智慧，以天台宗为代表；
四圆融精神，以华严宗为代表。
第一，中国佛教之特质为禅，这是太虚大师总结的。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都以禅为特质。这三宗禅法与印度佛教禅法有较大区别，都是非常显著的非次第禅，或者叫圆顿禅，印度佛教主要讲次第禅，只在最高处讲一点非次第禅。当然，中国佛教以非次第禅为特点，并不代表没有禅法修行次第，主要是在圆教理论和见地上没有次第，而圆教见地与中观、唯识的理论差别很大，这是中国佛学最核心的理论思想。而禅宗禅法的当下安心之道则是中国佛教最为特别之处，完全是中国文化才有的圆教思想。
第二，对于无我生命的深度解析，而且运用了严密的因明逻辑论证，其表现出的科学理性态度和逻辑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与现代科学相媲美。这是中国佛教继承印度佛教精华之处。
第三，判教智慧是把各个不同的派别放在某种解释体系中给予恰当的定位。佛教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派别，如何用某种解释观点把这些不同派别给予恰当的定位，使得不同派别各有其位，使不同派别能够统一在一个体系之下，互相依扶，这是中国佛教的判教智慧。
第四，圆融精神实际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中国佛教也吸收了这个精神，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佛教与儒家、与道教，佛教各宗派之间，乃至在思想层面的世间与出世间、永恒与当下等，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圆融精神。因此，中国文化中各家各派能够各安本位，互相吸收，共生共存，都不认同因为思想、教派的不同而激烈斗争。印度佛教因为逻辑分析和辩论的发达，在义理上一定要分出谁是谁非，长久争辩，而中国佛教总的来说以践行为本，对不同思想、不同派别采取了圆融的态度。圆融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化的佛教既融合适应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中国佛教的特质，又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根本思想，形成了中国佛教融会中印文化的思想特点：既有中国文化的圆融特点，又有印度文化的逻辑缜密特点，是一个兼有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文化类型。
进一步讨论佛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接着前面那个话题，佛教文化能否接手儒家衰落之后留下的作为教化主流的这个位子？也就是说，在今天时代的中国社会，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佛教能否接替儒家，承担起像以前儒家作为社会文化主流价值的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首先儒家在实体层面彻底衰落，使得它没有实体力量来承担此重任。其次，“抽象继承”、“综合创新”也难以行得通。再次，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基督教，能够承担吗？一般来说，外来文化很难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国家的文化根基，文化根基都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但是，基于个体生命终极关怀的宗教不同于此，会逐渐融入原有文化中而成为新的文化类型。佛教本来是外来文化，但现在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会重演这个历史过程，逐步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融合过程会很长，短时间内基督教还做不到彻底中国化。基督教在日本、韩国的发展是个可以参考的实例，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但更多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在社会道德伦理和个人终极关怀方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所在，对个体的实际影响有限。而且马克思主义也面临深度中国化的问题，目前中国化的还不够，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两张皮，还需要深度融合。我的导师赖永海先生通过研究禅宗的中国化过程而得出一个类比判断：马克思主义如果在传入二百年之后还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那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导师的导师任继愈先生则主张儒家就是儒教，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外表，里面都是儒家的东西。这是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现在来看佛教，能否起到作为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主导力量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就实体层面的现实力量和作为中国文化的圆融精神的代表而言，中国佛教有能力、也有可能接替原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代表的位子。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维护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主流力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将会超过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至于说能否实现这样的主导作用，就思想潜力来说完全有可能，而现实中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中国佛教能否完成现代化转型。中国佛教完全可以代替儒家发挥社会道德伦理教化的主流作用，因为佛教可以在人天乘的层面能够融会包容儒家文化。实际情况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民间自发性的所开展的儒家文化复兴工作，诸如儿童读经活动、孝亲观念提倡以及种种国学推广活动等，都是以佛教界人士为主要力量，佛教的菩萨行愿精神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佛教界的有力推动，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民间的复兴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情况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已经比较明显，成为了现实。现在台湾社会东西方各种思想、教派都在同步发展，但大乘佛教在个体层面的终极关怀、社会层面的积极济世和宗教层面的慈悲情怀等诸多层面结合的最充分，在融会东西方文明方面最圆融，使得佛教能够在社会文化中起主导作用，成为化导社会的主导力量。
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是一个潮流，佛教能够发扬中国文化的圆融精神，融会各家，促进人类各文明共生共存，和合发展。中国佛教的判教和圆融的思想特点，具有现实的方法论意义。现在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宗教非常多，而且新思想、新学派、新宗教也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新的判教智慧来解决各种思想文化和宗教的相容共存问题。举目今日世界学术，西方的科学文化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西方科学文化的分类方法正是西方文化的判教。其分为哲、理、工、农、医、法、宗，无形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思维方法越来越占优势，而佛教的判教方法可以有一个新的观察角度，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法，取一个东方文化的视野。太虚大师讲中国文化的特点：“以言中国之所宜：则大一统之国家，中和性之民族，非统贯一切之道不足以尽其情，非圆澈一切之理不足以定其志。而就其知识思想言论之所及，必于变中求得其常，偏中求得其圆为满足。”这个论述比较准确的描述了中国文化的胸怀和思想特点。因此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格局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下来看，放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儒释道以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都能够共生发展的格局中来看。在这种文化格局下，佛教接替儒家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发挥化导社会的主流作用，是一个历史性的现实选择，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内在合理性。
当然，佛教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主导力量，取决于中国佛教能否实现现代化转型。那么，现在中国佛教界提出的人间佛教道路，其实即是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方向，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具体内容。为此，这里提出几条关于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具体内容：
第一，理念上，由注重自解脱转向化导社会为主，彻底发扬大乘佛教精神。这个理念转变意义重大。对此问题，太虚大师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佛教要“从解决生死问题，转向解决生活问题”。这个思想转变非常大。表面上看这个转变很自然，能够认可，但是仔细分析的话，关涉对佛教的本质、佛陀本怀的重新解读。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本怀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还是生活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了生死，是偏向于解决生死问题，太虚大师认为，这个理解对于大乘精神的发扬有偏差，中国佛教的大乘精神实际上没有充分展开，现在应该转向解决生活问题，就人生而进趋佛道，在当下现实人生中求取觉悟的生活。事实上，大乘精神在社会层面的普遍推行，在整个古代社会，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充分展开，现在反而是大乘佛教精神在社会中充分展开的最好时机。
第二，教理上发扬佛法的不共真理。很多问题要从根源处寻求解决。今天时代，要在最严格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下，与现代科学展开逻辑论辩和对话，重新解读佛法的不共真理，重新认识生命和世界。从大乘佛教的眼光看，现代科学文明是基于第六意识分别智的差别世俗道理，对无分别智的超越世俗知识以及沟通分别智与无分别智的甚深智慧，远非现代科学所长，所以，现代科学文明至今仍然无法容纳、融会自轴心时代就确立的宗教文化，也没有能够确立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准则。科学文明本身没有能力确立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基础的总持智慧，也缺乏把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宗教文明体系融会、和谐、共生的圆融智慧，因此，现代科学文明遇到的危机，本质上属于缺乏总持智慧和圆融智慧而来的根源性危机，而这恰恰是以中国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优势所在。
第三，充分发扬大乘佛教伦理。一般来说，伦理是针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层面的，以往中国佛教因为关注生死问题，对于社会层面的佛教伦理发扬较少，因为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发扬非常充分。中国古代社会中，秉承了中国文化各安其位的原则，始终以儒家作为社会道德伦理教化的主体，佛教退居敦化人伦、辅翼世教的定位，对于化导社会的道德伦理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民俗而实现，并没有成为社会道德伦理教化的主体。因此，佛教以及僧团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佛教在思想上对社会文化发生作用，而僧团则被看作是一个专门修道的群体，本分事就是证悟佛法，祈冥福而护国佑民，而不是直接参与世俗的社会生活，佛教界对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直接介入、过问的很少，这使得汉传佛教逐渐形成了如太虚大师所言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格局。但是今天时代的儒家文化已经很衰落，社会发展推动佛教承担更多的化导社会责任，成为维护社会道德基础的主要力量，故佛教需要主动发扬大乘精神以化导世俗，解决人类社会的心理、心灵陷溺以及道德伦理关怀问题。中国佛教如果要走人间佛教道路，要对社会文化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就必须要把大乘佛教的伦理精神给予充分发扬。台湾佛教的鲜明特点，就是讲佛教伦理比较多，以适应社会民众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历代以来，大乘佛教伦理讲的较少，因为佛教讲出世，对世间的诸多伦理关怀讲得不多。中国佛教进行现代化转型，需要充分发扬大乘佛教的伦理精神。
第四，僧团转型，超越明清模式。现在的中国佛教整体上还属于明清模式，还没有超越。明清模式有什么特点呢？我尝试归纳了几点：一是安于儒释道三元共轭结构，主动安于“治心”本位，安于本门派。二是理念以解脱道为主，菩萨道在社会层面推行比较少。三是只管寺内，不管寺外。因为明代朱元璋制订了寺外不许传教的政策，所以明代之后中国佛教基本上安于庙墙寺内，寺外的事不管。四是僧团的文化素质远不及唐宋。元代以后出家就不需要考试了，导致僧众的文化素质较低，佛教义学衰落。而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僧团的文化素质是当时社会群体中的先进者，与儒生团体不相上下。五是寺院经济主要是靠土地经营和经忏。经忏也是明代才流行开来的，对佛教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
第五，居士团体的发展。中国佛教要实现大乘精神化导社会的功能，在当今变化迅速的社会中，仅仅依靠僧团、寺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有组织的居士佛教团体的辅助配合，诸如文教机构、慈善社团、居士林等。建立与僧团寺院体系相对应的居士佛教团体对于中国佛教转型发展很重要。同时，就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而言，社会团体的充分发展是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
第六，佛教走出去向西方传播，反过来促进佛教的现代化转型。佛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世界范围具有广泛的共鸣，向西方传播中国大乘佛教，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同时，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也会反过来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转型。
第七，发扬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与以往传统佛教开展内容的主要不同，在于对社会层面问题的关怀，对诸多社会问题发扬大乘佛教的观点和应对办法，对民生经济、国际形势、民主人权、自然生态、教育改革、种族冲突、优生保健、生态环保、家庭暴力、试管婴儿、器官捐赠、风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种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机的对治办法。此外，对自杀、死刑、核武、战争，以及安乐死、克隆人等问题，都应吸取现代科学的医学、心理学、生化科学等为用，融和佛法的道理，解除现代人的迷思。大乘佛教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源。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一切道德伦理的根本原则。大乘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思想，是纠正人心、化导社会的良药，而大乘的菩萨道精神，是改造社会、利乐众生的积极力量。人间佛教充分发扬大乘，主动关心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人心的和善、人际的和顺、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将起到现实的积极作用。
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蒋劲松：刘教授作为最后一个报告，讲得很精彩，我听了以后有很多启发。有些地方讲得很突出，包括像论证中国佛教成为现代社会中维护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一个主导力量，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对于中国佛教的这几个特征，禅、生命、判教、圆融，在现代社会的发挥，与现代文明融会，这个意义讲得非常好。包括后面讲的西方弘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佛教从印度产生，但并不完全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看来，它是超越时空的，只不过在印度那样一个地方，呈现的时候它会随着印度的因缘有所显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显现。这一点上，我觉得像欧阳竟无一味以印度的显现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这种理解本身就跟佛法精神未必吻合。我们也可以期待佛法在欧美传播的时候，可能把佛法的另外一些在中国和印度没有显现出来的特征显现出来，这对我们理解佛教大有帮助。刚才讲的僧团的明清模式，我也有启发。我一直在强调说中国佛教在古代社会的发展有它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皇权压制或者是儒家的强力打压造成的。
有一点提出和刘教授商榷一下。我们强调大乘精神，强调化导社会，没有错。但是说不是解决生死问题，而是解决生活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有误导性。事实上可以看到，今天的人间佛教表现的状态就是不太重视死亡的问题，还有中国文化就是不太强调死亡的问题。人间佛教在中国比较流行，其实是正好适应了中国人的一些特质。中国人不愿意谈死亡的问题，尽量把死亡的问题悬置起来，尽量不谈。可是，禅宗大菩萨境界不是不重视死亡，而是超越了死亡，如果不考虑其中差别的话，就说一个生活问题，我想会让很多的佛教修行者把生死问题放下的话，就很麻烦了，这个就不是菩萨道了，就会出现种种的俗化、浅化现象。所以我觉得，弘扬大乘精神、化导社会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以关注生死问题作为一个前提，佛法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呈现出来。刘老师也讲了，之所以中国佛教在过去大乘菩萨道没有充分展现，某种程度上是受皇权的限制，不是说中国佛教没有这个精神。今天去掉了这个限制以后，我们可以弘扬这个精神。但是我们传统佛教里面强调生死问题这一点，是不能否定、不能淡化的，反而应该强化。今天我们对于现实生活，对于物质，对这个世界的沉溺恰恰需要对死亡有思考。包括海德格尔这样的世俗的哲学家都特别强调对死亡问题的思考，这能够让我们整个生命充满意义，能够活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佛教里面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源，把这个资源浪费掉了，在我看来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不足。但是，人间佛教通过大量的社会关怀，让大家能够直接地得到佛教的好处，因此慢慢的来学习佛教的真理，这的确不错。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刘鹿鸣：其实大家对这个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台湾佛教，发扬人间佛教生活问题比较多，但对生死问题也非常重视。真正发扬大乘精神很不容易。一般人学佛都是走“了生死”这个路，出来一人，放掉生死来学佛，这需要有圆教的见地。按照圆教见地学佛法，生死是可以放下的，并不一定说你证悟了四禅八定、开悟了而放下生死，当下安心就可以放下生死。所以说，依大乘见地，生死问题其实与生活问题是一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事。
周贵华：这里有一个逻辑，好像是说中国佛教的发展必须是圆教的进一步开展。实际上，现在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很大意义上是对圆教思想的系统反动，是以圆教对治药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圆教是开展现代佛教的重要资源，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条标志路，不是说现代佛教的开展是在圆教基础上开展，而是一种可选择、可用的资源。从佛陀的本怀到印度佛教（也是属于佛陀本怀的印度化），到中国佛教的中国化，包括各个国家的“化”，和整个全球的“化”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再来看如何体现佛陀的本怀，就是契理契机来发展，这是超越宗派的思维。当然圆教是很重要的资源，我们佛教现代化的开展，特别是面向未来的佛教开展，圆教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肯定的。
刘鹿鸣：这个我完全赞同。因为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道路、今菩萨行，核心思想是由“圆顿教法”转为“圆渐教法”，由大乘通教次第而进，把佛教所有的教派思想充分考虑到了，是直依佛陀本怀而开展的。
来源：《战略与研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