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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义霞:康有为关于孟子与荀子思想的比较及其意义

发表时间：2015-11-23 20:41:09    作者：    来源：

【内容提要】出于立孔教为国教的目的，康有为对作为孔子后学的孟子和荀子备加关注，并成为最早对孟子与荀子进行比较的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对两人的比较从经典文本、学术源流、传承方式和思想内容四个方面展开，尽管受制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宗旨，带有某种“偏见”，却开启了孟子与荀子比较的话题，引领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致思方向。

【关键词】康有为；孟子；荀子；比较研究；近代哲学

 

一方面，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无论对孔教作何理解，孟子和荀子都是孔门后学，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另一方面，他对待孟子、荀子的态度大不相同，致使两人在孔教和康有为思想中的命运相差悬殊。其实，康有为的态度建立在孟子、荀子思想差异的认定之上，基于对两人从经典文本、学术源流、传承方式到思想内容的比较。康有为的孟子、荀子比较具有不同以往的学术视角，秉持自家的孔教宗旨；既开启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话题，又引领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致思方向。

一、经典文本之差

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作”，孔子之道本末精粗无所不赅。孔子弟子、后学的思想由于依据不同文本，传承了孔子大道的不同方面而各不相同。正如老、墨皆“一曲之士”是因为老子只偷得半部《易经》，而墨子只偷得半部《春秋》一样，孟子与荀子虽然都是孔子后学，却传承了孔子的不同经典。对此，他反复比较说：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②]

其（指孔子——引者注）后学，荀子传《诗》、《书》、《礼》，孟子传《春秋》，庄子传《易》，其浅深即由此而分焉。[③]

在这里，康有为对孟、荀所传孔子文本的说法并不统一，总之不外乎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荀子传《诗》和《书》、《礼》，孟子只传《春秋》；一是荀子只传《礼》，孟子传《诗》、《书》和《春秋》。这两种观点对于孟子传《春秋》和荀子传《礼》的认定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将《诗》、《书》或者说成是孟子所传，或者说成是荀子所传。其实，无论《诗》、《书》是否是孟子所传，只有《春秋》便足以显示孟子在经典文本上的优势了。因为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六经具有精粗、深浅之分，不可等量齐观：“盖《易》与《春秋》为孔子晚暮所作，《诗》、《书》、《礼》则早年所定。故《易》与《春秋》晚岁择人而传，《诗》、《书》、《礼》则早年以教弟子者。然《诗》、《书》、《礼》皆为拨乱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则在《易》与《春秋》。孔子之道，本末精粗，无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论，则以《易》、《春秋》为至也。”[④]按着这个说法，六经之中只有《易》和《春秋》是孔子晚年所作，故而传达孔子大道，择人而传。《春秋》与《易》两相比较，《春秋》至贵，传《春秋》使孟子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然则六艺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⑤]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康有为强调，六艺虽然出自孔子，却是孔子大道表层的“片段”。无论《春秋》还是《礼》充其量只不过是孔子日以教人的六艺之传而已，凭此无法窥见孔子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孟、荀的不同文本之别可以忽略不计。康有为进而指出，孔子之道有口说与经典之分，口说口耳相处，传达着孔子的微言大义，择人而传，文本则以六艺为主，日以教人，其间相去甚远。孟子与荀子却恰恰分属于孔子的口传微言与六艺文本之教。

具体地说，与六艺相对的口说非其人不传的是“性与天道”（“性天之学”），“性天之学”是孔子大道，而其传人则是孟子和庄子。这个说法与“庄子传《易》”相印证，也使孟子和庄子一起成为孔子微言大义的正宗传人，而没有了荀子的位置。

可见，在肯定孟子和荀子一样是孔子后学的前提下，通过对孟、荀所传文本和传承方式的梳理，康有为肯定孟子在源头处便具有了荀子无法企及的优越性。康有为由孟、荀并举转向尊孟抑荀是出于对两人思想差异的认定，而两人思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文本和不同内容的传承：孟、荀作为孔子后学都从孔子的六经而来，对六经的取舍却大不相同——《礼》与《春秋》的差异先天地决定了孟、荀思想的区别，《春秋》在六经中的首屈一指奠定了传承《春秋》的孟子地位的无可比拟。在此基础上，口传与传经之别更是将两人传承文本的差异推向了极致。

二、学术谱系之别

康有为认为，孟、荀的思想不仅依据孔子的不同文本而来，而且拥有各自独立且泾渭分明的师承关系和学术谱系，这便是：“荀子发挥子夏之学，孟子发挥子游之学。”[⑥]这就是说，孟、荀的思想虽然都源于孔子，却从孔子不同的弟子处传承而来，属于不同的传承谱系。孟子师出子游，荀子师出子夏是康有为关于孟、荀师承关系和学术谱系最常见的说法。孔子亲授弟子众多，同为贤人的子游与子夏的思想就传承了孔子思想的不同内容而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分属其后学的孟、荀的思想迥然不同。在孔子的亲授弟子中，康有为极为推崇子游：“言偃，孔子弟子，字子游。《荀子·非十二子篇》称：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以子游与仲尼并称，且以子思、孟子同出于子游。”[⑦]这表明，作为子游与子夏的后学，地位是有差别的，孟子得子游之传即预示着得孔子真传。进而言之，在康有为那里，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并非拥有单一的传承谱系，而是拥有多重谱系。

首先，在肯定荀子出于子夏的同时，康有为为荀子找到了另外的师承谱系：一是仲弓，一是曾子。第一，对于荀子是仲弓后学，康有为指出：“《非十二子篇》言仲尼、子弓，是也，按：子弓，即仲弓也，与孔子并称，可见荀子之学出仲弓。”[⑧]具有戏剧性的是，康有为在这里证明荀子学于仲弓的证据是荀子的《非十二子篇》，而这正是荀子用来证明孟子学于子游的证据：“盖子游为传大同之道者，故独尊之。此盖孔门之秘宗，今大同之道幸得一传，以见孔子之真，赖是也。”[⑨]第二，对于荀子学于曾子，康有为更是言之凿凿，从传承谱系和思想内容多次加以印证。

表面上看，康有为给荀子找到了众多的学术源头，表明荀子具有多重的传承谱系，似乎证明了其在孔学中的重要地位。略加分析可以看到，仲弓在孔门弟子中并不显赫，在康有为所论的孔门“十哲”中也不见踪影。至于曾子，则被康有为贬斥为孔子后学中最早使孔教“割地”者。更能反映康有为对曾子敌视态度的是，由于认定《论语》为曾子及门人所纂，康有为便对《论语》极力贬低。在这个背景下，康有为肯定荀子与曾子相关不仅不能提升荀子在孔学中的地位，反而为其指责荀子将孔教狭隘化埋下了伏笔。与此相一致，在断言荀子出于曾子的同时，康有为指出孟子从有子、子游处传大同之道，荀子从曾子处传小康之道。尽管两人所传内容都属于人道，大同、小康之间的高低、优劣则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

其次，康有为也为孟子找到了多重传承系统。与荀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眼中的孟子师出名门，每一层师承关系都为孟子带来了无比的荣耀。

第一，突出孟子与子思的传承关系。为了提升孟子的地位，康有为不惜在贬低荀子之师——曾子、子夏的前提下彰显子思之学的博大精深，进而突出孟子与子思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对此，他的说法不一而足，下仅举其一斑：

曾、夏皆传粗学，子思能传心学。[⑩]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有《史记》可考。子思受业曾子，无可据。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惟孟子确得子思之学。[11]

与子思的密切相关使孟子借助子思在势力上压倒了荀子，也从一个角度为孟子之学的博大精深奠定了基础。意味深长的是，在坚持孟子是子思后学的同时，康有为一再打压曾子，不仅声称其传孔学之粗，与子思之学的精深博大绝无可比性，而且断然否认子思与曾子有任何学术关联。这表明，在对孟子与子思学术渊源的说明中，他一面通过孟子与子思的学术关系从正面证明了孟子的高贵身份，一面通过贬低荀子之师——曾子的地位从反面提升了孟子的地位。

第二，与借助子游、子思提升孟子地位的思路相一致，康有为在孔子的另一位亲授弟子——有子那里为孟子找到了传承源头，并且在有子以及子思与孟子的密切相关中证明孟子具有荀子无可比拟的身份地位。他写道：“《论语》开章于孔子之后，即继以有子、曾子，又孔门诸弟子皆称字，虽颜子亦然，惟有子、曾子独称子，盖孔门传学二大派，而有子、曾子为巨子宗师也。自颜子之外，无如有子者，故以子夏之学，子游之礼，子张之才，尚愿事以为师，惟曾子不可，故别开学派。今观子夏、子张、子游之学，可推见有子之学矣。子游传大同之学，有子必更深，其与曾子之专言省躬寡过、规模狭隘者，盖甚远矣。后人并孟子不考，以曾子、颜子、子思、孟子为四配，而置有子于子夏、子张、子游之下，不通学派甚矣。大约颜子、子贡无所不闻，故孔子问子贡与回也孰愈，而叹性与天道。子贡传太平之学，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己皆平。庄子传之，故为‘在宥’之说，其轨道甚远。有子传升平之学，其传在子游、子张、子夏，而子游得大同，传之子思、孟子。曾子传据乱世之学，故以省躬寡过为主，规模少狭隘矣。曾子最老寿，九十余乃卒，弟子最多，故其道最行。而有子亦早卒，其道不昌，于是孔子之学隘矣，此儒教之不幸也。”[12]这段话出自康有为阐发孟子思想的《孟子微》，表面上看并不是直接推崇孟子的，而是从孔子亲授弟子的角度为有子争地位的，确切地说，是以有子打压曾子的。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在这里将孟子乃至孟子之师——子游上溯到了与子游一样同为孔子亲授弟子的有子。伴随着有子与孟子的密切相关，康有为彰显有子在孔子亲授弟子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虽然在表面上有子与曾子各领一支，却强调有子对孔子之道无所不闻，曾子之学规模狭隘——有子之学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曾子，并且将独立担纲一派的孔子亲授弟子——子夏、子张和子游等人统统归到了有子的门下。这一切都在说：有子之学在孔子弟子中无人能敌。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借助有子证明了孟子的显赫地位——除了有子地位的显赫使得其真传的孟子受益匪浅之外，还有孟子与子思直接的师承关系。最能体现孟子与荀子不同地位的是，在被康有为提及的数人之中，除了孔子的亲授弟子和子思之外，只有庄子和孟子两个人，而孟子则直授于子思。这些情况都指向孟子的嫡传身份，却始终没有荀子的影子。

可以看到，为了配合孟子地位的提升，康有为追溯了孟子之学的传承谱系：孔子—→有子—→子游—→子思—→孟子，以此证明孟子为孔学嫡传，是“得孔子之本者也”、“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更有甚者，如果说康有为在孟、荀并举时分别为两人寻找传承谱系的话，那么，为了提升孟子的地位，康有为一再试图从各个角度在师承关系上为孟子寻找身份显赫的证据，致使其地位越来越无可匹敌。

通过上述追溯和比较，康有为勾勒出孟、荀各自独立、互不相涉的师承关系和传承系统。这个勾勒十分重要，不仅决定了孟、荀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而且从源头上证明了两人思想的优劣之分，进而决定了康有为对待孟、荀的不同态度——从早期的孟、荀比较转向后来的专门为孟子“寻根”。与此同时，荀子的传承谱系不再是康有为关注的问题。

三、学术方式之殊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孟、荀思想的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孟子传《春秋》，荀子传《礼》之外，还有传承方式的区别。就对《春秋》的传承来说，孟子开辟了公羊学的传承方式，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经典；荀子开启了榖梁学的传承方式，以《春秋穀梁传》为主要经典。对此，他再三宣称：

孟子，公羊之学。荀子，穀梁之学。[13]

荀子传《穀梁》，孟子传《公羊》。[14]

孟传《公羊》，多发大义；荀传《穀梁》，而不甚发明。[15]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是对《春秋》的解释（即著名的《春秋》三传中的二传），并且都属于今文经学，而不同于《左传》代表的古文经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认定荀子传《春秋穀梁传》便肯定了荀子之学与《春秋》相关，并且与孟子传承的《春秋公羊传》一样属于今文经学。这个说法与康有为一贯坚持的孟子传《春秋》，荀子传《礼》之间具有较大出入。不仅如此，《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都是子夏所传，这与《论语·先进》篇中“文学：子游、子夏”的记载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肯定荀子出于子夏，传《春秋》有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是一位今文经学家，故而极力贬低古文经学；康有为更是一位公羊学家，故而不能对同样作为今文经的《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榖梁传》一视同仁。在他那里，正如《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之间呈现出一个注重义理阐发，一个执著考据训诂一样，一公羊、一榖梁的学术方式意味着孟、荀开启并秉持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公羊学与榖梁学的学术传统和传承方式决定了孟子注重发挥微言大义，荀子注重考据训诂。更有甚者，康有为将属于古文经学的刘歆的思想说成是“不出荀学之一小支”，可以证明荀子在康有为的眼中至少离古文经学比离作为今文经的公羊学更近。在康有为那里，不论是《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的文本还是两者之间不同的致思方式都注定了孟、荀思想的不同，从而预示了两人不同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不同影响。孟、荀一个公羊学、一个榖梁学不只具有事实意义，而且具有泾渭分明的价值区分。可以说，康有为对孟、荀的不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二人遵循公羊学与榖梁学的不同套路，也可以说，对今、古文经相去天壤的价值旨趣最终决定了康有为对待孟、荀的态度。

四、思想内容之异

在康有为看来，由于依据的文本有别，解读经典的方式悬殊，孟子与荀子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关注的问题皆大相径庭，这一切都造成了两人思想内容的相去甚远。

首先，康有为指出，孟子之学以经世为主，言仁政以经营天下，属内出之学，重扩充；荀子之学以传经为主，言礼以正身，属外入之学，重践履。康有为对于孟、荀思想这方面的比较不胜其繁，比比皆是，下仅举其一斑：

孟子学多在德性，荀子学多在礼。[16]

孟子言仁制，经天下者也；荀子言礼，正一身者也。孟学从内出，荀学言外入。内出，故重扩充；外入，故言践履。[17]

孟多言仁，荀多言礼。[18]

这就是说，孟、荀思想的所有差异最初就隐藏在不同的文本之中。六经在内容上各不相同，孟子依据的《春秋》与荀子依据的《礼》在内容上相去甚远，由此导致了两人思想的不同侧重：深得《春秋》微言大义的孟子关注内在的德性和修养，思想以仁为核心；荀子的思想因循《礼》而来，以礼为核心而展开。换言之，孟、荀的思想呈现出一德一礼、一内一外的区别，而两人思想的所有差别都可以归结为仁与礼，这便是孟子仁义并举，而荀子仁智并举的原因。

其次，不同的师承关系和文本传承方式对孟、荀思想的差异推波助澜，致使两者之间渐行渐远。对于孟、荀思想内容的差异，康有为连篇累牍地声称：

孟子通《诗经》，明治天下之大端。荀子则切乎人道之极。[19]

荀子发挥“自明诚”，孟子发挥“自诚明”。[20]

孟言扩充，是直出。荀言变化，是曲出。[21]

荀言穷理，多奥析。孟养气，故学问少。[22]

孟子开口讲求放心，荀子开口讲劝学。[23]

孟子多言仁，少言礼，大同也。荀子多言礼，少言仁，小康也。[24]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不同的传承方式注定了孟子擅长发挥微言大义，荀子则侧重传经之功。不仅如此，孟、荀思想的不同内容指向不同的适用范围——孟子的思想通往大同，荀子的思想囿于小康。在对孟、荀思想内容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康有为在有些情况下肯定荀子之长。尽管如此，康有为更多突出的还是孟子胜于荀子。其中，最根本也最简单的一点是，孟、荀对仁与礼的不同侧重决定了两人思想具有不同的时限范围，因为“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天下为公，言仁多而言礼少。”[25]对大同理想的津津乐道注定了康有为自然偏袒言仁而传承孔子大同之教的孟子。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始终侧重于异，即使是在早期肯定两人皆孔门嫡传之时，也侧重两人所依文本、学术谱系和传承方式的区别。循着这个思路，孟、荀思想的差异似乎成了不可逃遁的必然，接下来便是对两人差若云泥的评价，以及由此导致的孟、荀命运的相去天壤。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肯定孟、荀为孔门“二伯”时，康有为也没有将两人归为一派，而是反复强调两人分孔学为两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

孔门两大派，孟子、荀子。[26]

孔门自七十子后学外，至战国时，传道者有孟子、荀子，分两派。[27]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至孟、荀遂分两大宗。[28]

进而言之，康有为对孟、荀的两派之分旨在突出两人思想的差异性，既预示了两人在孔教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又为康有为在对孔教内容的进一步厘清中崇孟而抑荀，彰显孔教真义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康有为不仅揭示、彰显孟子与荀子思想的差异，而且根据这些差异对两人的思想予以不同的评价和取舍，致使孟、荀思想拥有了迥然悬殊的学术命运。难怪梁启超在将康有为所讲的孔教分为特别与普通两类，分别比喻为佛教的大乘与小乘之后，将孟子传承的由《春秋》演绎的大同之教称为高级的孔教（“特别之教”），将荀子传承的由《礼》而来的小康之教称为低级的孔教（“普通之教”）。梁启超的介绍和归纳基本上反映了康有为视界中的孟、荀思想的差异和地位的悬殊。

五、比较的维度和意义

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从经典文本到学术谱系，再从传承方式到思想内容，内容十分广泛。尽管其比较受制于孔教观，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在近代思想家中是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内容之丰富、视野之广博远非其他人可比。不仅如此，他的孟、荀比较无论对于孟、荀两人的命运，对于康有为本人的思想还是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康有为视界中的孟、荀的地位和命运取决于各自思想的差异，这一切都源于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归根结底与两人的思想有关。康有为对孟、荀思想的比较奠定了对两人思想的不同评价和取舍。可以看到，康有为对孟、荀的态度——不论是对孟子始终如一的推崇还是对荀子先扬后贬的巨大变化都不是随时而发的，而是根据对孟、荀的比较发出的。一言以蔽之，孟子的思想以仁为主，是大同之制；荀子的思想以礼为主，是小康之制。这些注定了康有为对两人的不同态度和取舍。综合考察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对荀子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只限于早期思想，对孟子的推崇却是贯穿始终的：如果说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尚孟子与荀子并提、将两人并尊为孔门“二伯”的话，那么，《新学伪经考》的敌人是刘歆，《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则是排斥荀子的；与对待荀子的态度迥然不同，无论在哪个时期，康有为对孟子的崇尚都是有目共睹的，并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提升孟子的地位。与此相一致，他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也远远多于荀子。其实，即使是在早期，康有为在思想主旨上也更倾向于孟子而不是荀子。

其次，就比较方式或评价来说，康有为并非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待孟、荀，而是围绕着孔教展开。就比较的领域和范围而言，他对孟、荀的比较并不限于经典文本、学术谱系、传承方式和思想内容四个方面，而是具有更为多变的视角和更为宽阔的领域。这包括对两人文风的比较以及对《孟子》、《荀子》文本的比较等等。例如：

孟子跳荡，荀子朴实。孟子笔虚，荀子笔实。[29]

孟子高流，荀子正宗。[30]

《荀子》文佳于《孟子》，《孟子》天分高，《荀子》工夫深。[31]

如果说康有为通过上述引文从多个角度比较了孟、荀思想的差异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却侧重两人思想的相同性：“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32]至此为止，无论侧重孟子与荀子思想之异还是同，康有为都没有从价值上对两人的思想进行褒贬或取舍。在上述引文中，他对孟、荀的赞许同时发出。问题的关键是，不论是视角的多元还是立场的变化都使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富于变化，比较的多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较结论的多样性，康有为对荀子前后迥异的态度更增加了比较结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因此，这种对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各打五十大板”是暂时情况，也是少数现象。事实上，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是有固定的比较维度和标准的，这便是一以贯之的孔教立场和宗旨。正因为如此，就整体评价和价值旨趣而言，康有为对孟子的推崇是荀子无可比拟的。这一点通过他对孟、荀的比较表现出来，或者说，通过比较突出两人思想的差异，进而尊孟抑荀是比较的目的之一。受制于此，就评价的标准来说，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和取舍始终围绕着孔教观展开，对两人的态度和取舍归根结底取决于孔教观；确切地说，取决于他对孔教内涵的理解和界定。虽然对孔子的推崇和对孔教的弘扬矢志不渝，康有为对孔教内容的理解却发生着变化。这决定了他对孟、荀的定位和评价随着孔教内涵的变化前后之间相去甚远。

与独特的孔教立场和视角密不可分，无论是对孟、荀思想的比较还是对两人的态度都注定了康有为思想的独特性，从而在思想旨趣和取舍态度上与其他近代思想家迥异其趣：一方面，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引起了章炳麟等人的学术兴趣，致使孟、荀关系成为章炳麟国学思想的主要话题之一。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康有为对孟、荀关系的审视是全方位的，无论经典文本、学术谱系、传承方式还是具体内容均以差异为主。章炳麟的孟、荀比较范围相对较窄，比较的重心始终侧重于人性论；更为明显的区别是，章炳麟孟、荀比较的结论是兼顾异同，而不像康有为那样侧重于异。进而言之，康有为的孟、荀比较以差异为主是为了突出两人同出一源却分流而致，传承了孔子的不同思想，乃至有高级与低级、嫡传与别派之分。与孟、荀思想的差异相印证，康有为对待两人的态度迥然相异，这种不同态度与其孔教观息息相关。与康有为不同，章炳麟尽管早年推崇荀子（孙卿）却没有因此而贬低孟子，对孟、荀的态度、评价始终不相上下。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是章炳麟对孟、荀一性善、一性恶的人性论不是一褒一贬，而是兼有肯定和批评。

再次，就比较的意义或价值来说，康有为对孟、荀的比较推动了孟、荀研究的深入。或许康有为本人也没有预料到，他的孟、荀比较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诚然，从初衷上说，康有为反复对孟、荀进行比较是为了通过突显孟、荀思想的差异进一步澄清孔教的内涵，维护孔教的正统。在客观后果上，他的做法开辟了近代哲学的致思方向，成为划分中国近代学术阶段性的标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历程的归纳发人深省，有助于理解康有为的孟、荀比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演变轨迹分为四个阶段（“期”），强调这四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学术特点和中心话题：第一期是程朱与陆王问题；第二期是汉学与宋学问题，第三期是今文经与古文经问题，第四期则是孟子与荀子、孔子与老子、墨子问题。[33]其中的第三、四期在时间上与鸦片战争相对接，这一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转型的时期。按照这个归纳，康有为引领了第三和第四期的学术转型，也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话题和致思方向。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大家，对今文经的崇尚和对古文经的拒斥成为第三期今古文之争的主要人物。至于第四期的孟、荀比较和老、孔、墨比较是由康有为揭橥的，梁启超在讲这一时期时就是以康有为作为划分标准对清代学术进行梳理的。这表明，康有为孟、荀比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本人的预期和孔教范围，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来源：《理论探索》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