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文
《齐鲁学刊》2015年第1期
［内容摘要］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关键词］20世纪 《论语》诠释 注释性经学 观念性哲学
20世纪是整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世纪。与之相对应，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儒学，其发展也是异常复杂、曲折。《论语》是儒学最具代表性的经典，20世纪学者对于《论语》的诠释，也在中西、古今争论中呈现出繁杂、多变的趋势。
20世纪《论语》诠释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新课题，也属于比较难的问题。难在儒学在20世纪成为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论语》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也成为各路学人解读的重点。各种解读纷繁多样，参差不齐，难以把握。但是，正因为20世纪《论语》诠释的多元、繁杂，使《论语》诠释走出了传统经学视野，进入现代哲学视域，形成了解读《论语》的新思路。透过20世纪《论语》诠释的研究，可以把脉儒学在这个世纪的复杂历程，进而窥探儒家经典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以期在以后发展中得到匡正。
一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这意味着，从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岌岌可危的古代经学彻底成为历史。
本来，经学解体标志着作为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论语》就应该成为过往，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会对《论语》给予过多的关注。事实恰恰相反，经学解体后，带有浓重古代“士”情节的知识分子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仍然对《论语》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度。许多知识分子倾注相当大的精力研读《论语》、诠释《论语》。所不同的只是诠释《论语》的方法相左。旧知识分子（带有浓重古代“士”情节的知识分子）沉迷于以经解经式的方法；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则融合西学，采用西学学科分治式的方法诠释《论语》。正因为如此，20世纪《论语》诠释呈现一种热度不减反增的场面，研究《论语》的文章比比皆是，对《论语》全文诠释的成果也纷纷面世。在20世纪众多的《论语》诠释成果中，我们仍然看到新、古两种诠释体例。
其一，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
所谓“古”式《论语》诠释，是指严格遵循历代《论语》的家法，详采各家之说，或注重字句训释，或专究名物制度，或调和今古文、汉宋各说，对《论语》文本进行以经解经式的诠释。20世纪开始后，中国古代社会虽然终结，传统经学已然解体，然而，从古代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士）或向往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许多，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倾向传统的经学，依旧延用传统的以经解经式的《论语》诠释方式。如章太炎的《广论语骈枝》、徐天璋的《论语实测》、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唐文治的《论语大义定本》、陈汉章的《论语征知录》、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等。代表当属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
《论语集释》广引经史子集及类书碑志达六百八十余种，在学术上力求超越门派之见，将各家之说分门别类采辑，内容分十类：一是考异，即考释经文异同；二是音读，注字音，正句读；三是考证、考释名物制度；四是集解，释何晏《论语集解》，并将邢昺《论语疏》的许多解释附入其中；五是唐以前各家对《论语》的注释，以皇侃的《论语义疏》为主；六是集注，选取宋以后各家之注，其中以朱熹《论语注》为主；七是别解，搜罗《集注》以外的的新说；八是余论，主要辑入清代儒学所阐发的义理之说，并附入补集注但不宜考证的内容；九是发明，采录陆、王一派的义理之说；十是按语，是程树德对《论语集释》相关内容的说明和评判。《论语集释》属于典型的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综合众长，广博注解，却己见疏少。然而，即使收罗如此广博，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论语集释》“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不精” 。这应该是“古”式《论语》诠释的特点。杨树达的《论语疏证》“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训说大致以朱子《集注》为主，其后儒胜义长于朱说者，则取后儒之说。”此书以经、史、子为证，尤其是“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有关的材料都依据《论语》原文疏列。” 此书互证之方法仍然归之为“古”注。
其二，学科分治下的新式《论语》诠释。
所谓新式《论语》诠释，是指经学解体后，按照西方学科划分对《论语》进行的诠释。经学解体后，中国教育体制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将人文学科划分为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传统经学大体上被肢解到文、史、哲三个学科当中。蔡元培曾指出：“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 这段话已经成为自新文化运动以后经学学科存在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在新教育机制下，《论语》诠释也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分列进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诠释风格。
第一，文学式的《论语》诠释 。文学式的《论语》诠释主要是以音韵、训诂、文字、章训等训释为主。这类诠释《论语》的成果颇多。如毛子水的《论语今注今译》，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王熙元的《论语通释》，唐满先的《论语今译》，钱逊的《论语浅解》等等。其中，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影响最大。
杨伯峻称，“在撰述‘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作过研究”。作者首先对《论语》通行的文字加以订正，再进行通译，通译“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在注释中，作者特别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证等等”，并称“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练出来的”，其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 《论语通释》对每章第节的分合、错简、衍文、脱字进行考定，并用提旨、释词、译义、析微四个层面解释各章。由此可见，文学式的诠释注重的是文本的音韵、训诂、词义等，更确切一点说应该是字词式诠释。
第二，史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诠释的重点不在于《论语》文本的字、词、义，而重点要揭示出文本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中的意义。钱穆的《论语新解》，陈大齐的《论语臆解》，龚乐群的《论语疑考》，乔一凡的《论语通译》，严灵峰的《论语章名新编》等均可归结于此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论语新解》。
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中指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意，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所以，作者作《新解》的目的在于“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怎样才能做到人人可读？作者认为应该“直明《论语》本义”。在作者看来，“直明《论语》本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是“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 由此可以窥见史学式诠释《论语》的特点。正是基于对《论语》思想的进行挖掘，《论语臆解》仅选取《论语》的小部分篇章进行解读，而选取的小部分篇章也多非整章，仅为章中的数句或一句，凡不是孔子发表的言论或主张，不涉及孔子治学立说态度的言论概不诠释。《论语章名新编》则对各章重新进行分类，将主题相近的章重新组合，使《论语》的思想性更加鲜明。
第三，观念性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诠释近似于《论语》的哲学化，是对《论语》主要观念进行时代的诠释或发挥，以其使古代《论语》观念活转于当下，进而证明其价值资源依然可以应用于当代。在20世纪《论语》诠释中，大部分学者将观念性的诠释作为解读《论语》最终目的，所以，这一形式的《论语》诠释成果最多，也最杂，显得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类是借助于对《论语》的诠释表述作者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态度。典型代表是康有为的《论语注》 、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论语注》虽标明旨在阐发孔子“仁”的观念，却赋“仁”以“博爱”的含义，并将《论语》与《春秋》相沟通，阐发“公羊三世”说，以“渐进”实现“大同”、“太平”的理想，为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作论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运用扎实的考据学功夫“透过《论语》一书，对于春秋时期社会性质问题，给以探索；进而对于古代前期儒家的阶级基础、思想体系及历史地位问题，略为阐明。” 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通过对《论语》的解构和建构，论证“天地国亲师”可以成为中国人对宇宙自然、家园乡土、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师长、文化传统的某种道德和超道德的情感认同和精神皈依。 也就是通过今天再读《论语》，发现儒家的“情感本体”。二类是试图通过诠释挖掘《论语》的现代价值。如《论语义理疏解》分为人生的理想、存在的命限、德性的实践等部分发明儒学传统的义理体系，注入切身体会。八、九十年代，许多研究《论语》的成果都是“从《论语》看”，如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教育论 ，从《论语》看孔子的经济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构架 ，从《论语》看孔子的心理卫生思想 ，等等，都是从《论语》中阐发儒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思想。三类是对《论语》观念的时代发挥，将《论语》的观念用现代的话语或放在的情境中进行解读，即用现代生活的具体事例诠释《论语》的观念。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属于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南怀瑾是学术大家，儒释道兼修，出佛入道明儒皆能自如，用现代社会的理念解读《论语》总能大体符合《论语》本义。然而，这一类的《论语》诠释中，不少成果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甚至在文本意义没有理解的情况下进行臆解，将严谨的《论语》文本解释不伦不类的典籍。因此，这类《论语》诠释也倍受学人诟病。
二
如果单从成果的数量来看，20世纪《论语》诠释应该是最多的。百年时间，诠释《论语》的文章、书目数不胜数。但是，这众多的《论语》诠释成果中，真正有质量、能够成为经典的成果又有多少呢？事实上，《论语》诠释成果的不断出现，本身就映衬着对其他《论语》诠释的不满。那么，20世纪《论语》诠释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应该承认，传统经学解体，中国社会步入现代，教育体制西方化，这一切，使得传统经学式的教育模式逐渐远去，成为历史。而经学也在现代社会变成了“无所依附的游魂”，被肢解到了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人文学科中。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离现代人渐行渐远，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现代学人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新式《论语》诠释的选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运行，这种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并将《论语》诠释分融于文、史、哲领域中。然而，《论语》诠释在分融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对《论语》进行诠释时，往往偏执于自己的学科，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今天我们的经典诠释，构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鼎立之势，而且三个学科之间互盲互斥。这是20世纪以来《论语》诠释不能令学人满意的关键所在。
文学式的《论语》诠释解决的是《论语》“是什么”问题，学者们偏重于《论语》的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在这种诠释语境中，对《论语》的诠释最重要的是将《论语》逐字逐句弄懂弄通。简洁、清楚、明白、精准、保真是这种诠释方式的目的，至于《论语》里的思想，甚至义理等，往往不被诠释者认同，抑或被他们认为是《论语》的衍生物，甚至讥讽将《论语》观念化诠释的行为是臆解、胡说。由于现代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于古代经典比较陌生，他们接触古代经典往往从初级经典的字词开始，因而，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大受现代人的欢迎。但是，这种方式只是《论语》诠释的开始。诠释《论语》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层面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会让人感觉到《论语》是一部冷冰冰的文学作品。
史学式的诠释重在解决《论语》里蕴含的思想，也就是《论语》“为什么”的问题 。在诠释过程中，学者们偏重于对《论语》进行思想考证。在诠释《论语》文本时，会对孔子生平事迹、思想体系、学派特点等进行详细考证，并且要对《论语》中“子曰”的每一句话进行考订，做出一个符合孔子时代的合理解释。史学式的诠释重点是挖掘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论语》里孔子为什么这样讲。在史学式诠释的视野里，对于《论语》字、词的诠释属于细枝末节，不但抓不住《论语》的中心，而且容易将《论语》文本变得支离破碎；而观念化的诠释则偏离了《论语》的主题，属于《论语》诠释的歧出。为了《论语》诠释的深入，史学式诠释的学者甚至整理历代经学资料，出入各注，去芜存精。
观念化的诠释重在盘活《论语》的当代价值，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这种诠释直指《论语》的“天”、“道”、“仁”、“礼”等核心观念，将这些核心观念进行现代的梳理和挖掘，使这些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观念化诠释的视野里，文学式的诠释显得琐碎和支离，抓不到《论语》的核心，是《论语》诠释的枝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史学式诠释虽然阐明《论语》的思想，但没有进一步将这些思想的现代价值体现出来，工作没有做完。只有将《论语》的思想观念化，才能够为现代社会所用。于是，20世纪后期的《论语》诠释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近似于“戏说”式的《论语》解读。有一些学者，甚至谈不上学者的人也诠释起《论语》来，不少成果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甚至在文本意义没有理解的情况下进行臆解，将严谨的《论语》文本解释不伦不类的典籍。
20世纪后半期，《论语》诠释的学科属性越来越明显，文学、史学、哲学领域的学者对于所从事的学科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与自尊，而对于不属于自己学科领域的《论语》解读则表现出不了解、不认同，甚至不屑的态度，使《论语》诠释越来越禁锢于学科的圈子中。
三
事实上，对于学科分治下的《论语》诠释所带来的弊病，学界早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的读经 带有浓重的尊孔、恢复旧学意味的话，那么，20世纪后半期的读经 显然是对古代经学被肢解到文、史、哲学科的反动。学者及其所带领的学生重新诵读儒家经典，大有突破文、史、哲学科的界限，重回经学的势头。与之相呼应，经学地位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中不断提高，“经学在传统四部之学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要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无法绕开经学” ；“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 。更进一步，学者们又把经学抬高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地位，“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解决了救亡图存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要文化自立，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根，即经学上来。” 有学者呼吁“经学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 ，并将其纳入国民教育序列之中。
然而，传统社会已经转换到现代社会，再回归传统经学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传统一旦被打破，若想再恢复传统，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要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既然如此，目前《论语》诠释就只能在文、史、哲学科分治的情势下向前推进了。怎样推进？我个人认为，现代学人应该转换视野，不要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由经学视野转换为文学、史学、哲学逻辑递进式的视野，这或许不失为现代语境中《论语》诠释的一条路径。
将文学式的诠释、史学式的诠释、哲学式的诠释作为逻辑递进关系，就有了各个诠释视野的层位性。文学式的诠释作为第一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是后两个层面的基础。只有将这个层面的基础打好，才有资格进入第二个层面――史学层面。史学层面是文学层面的进一步展开，是《论语》及儒家思想的共时性解读，是在文学式诠释的基础上对《论语》内涵的拓展。由文学式的诠释进入史学式的诠释是一种自然的进级。当文学层面的基础打牢后，不能仅醉心于此层面，自然要进入史学层面。当史学层面的诠释达到高深造诣后，就要进入哲学性诠释。哲学层面的诠释是对文学层面、史学层面诠释的超越，是在二者基础上对《论语》语义进行时代的升华，是对《论语》的义理进行的时代解读和对《论语》价值的时代揭示。哲学层面对于文学层面、史学层面的超越决不是对二者的忽略，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提升，是将《论语》诠释上升到更深层的理论高度和时代广度。实际上，经学视野里的《论语》诠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训诂、思想、观念等层次的解读，只是在整个经学诠释中将这些层次融合一体，层次并不鲜明罢了。现代学科分治的情势下的《论语》诠释，由文学层面到史学层面再到哲学层面，《论语》的解读也由文字、思想上升到观念、理论，这种诠释应该达到传统经学以经解经同样的目的。
必须注意的是，将《论语》诠释进行文、史、哲三个层面的逻辑递进关系式的划分，并不是说三个层面有高低之分，而是为了在现代学科分治的情势下对，更有利于对《论语》进行全面、系统的解读以及时代的提升。现代学科分治的情势下，只有对于经典进行文学式的诠释，才能准确把握经典中的正确含意；只有对经典进行史学式梳理，才能理顺经典的思想脉络；只有对经典进行哲学式提升，才能挖掘出经典的时代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因此，对于当代学者来说，如果要对《论语》进行诠释，应该文学式、史学式、哲学式诠释全面掌握。诚然，由文学、史学到哲学递进式的诠释《论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学科分治下学者往往容易沉醉于自己学科内的成就，而不能突破自己研究的学科。毕竟，跨学科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和长期的沉潜务学功夫。二是要做到从文学至史学再到哲学，需要学者几十年甚至一生的冷板凳功夫，才能培育出扎实的儒学根基和哲学素养。因此，在渲嚣、浮躁的当代，静下心来专注儒家思想的研究、探讨，仍然是志力于儒学复兴的学人应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