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儒家伦理能适应现代社会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马勇
历史发展有它的奇妙性，差不多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信仰独立、妇女解放等诸多层面论证儒家伦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兜兜转转，我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值此历史当口，回顾儒家思想在现代史上受到的种种争议，探讨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激烈反传统”并没有颠覆儒家伦理在民国时期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开始叫《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近代西方思想传到中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困惑。《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很多思想发展的方向，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一一虽然后来大家研究的结果是“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有点过一一陈独秀等人确实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生活是不相吻合的。这种思想随后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一百年，但可以说在当时就显现了它的极端激进性，因为很快它就迎来了一个直接性的反扑，或者说“反正”一一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当中新儒家产生了。
新儒家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的路径，即儒家思想、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并不完全冲突。最早像梁漱溟的解释，包括再往前一点梁启超的解释，其实都在证明，儒家思想并不是像从谭嗣同以来，一直到陈独秀等人所作出的、“很恶劣”的解释，即把儒家看得一无是处。随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之前，儒家思想和伦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依然具有主导性，并没有真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的反传统”而被颠覆掉。这种现实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底层，包括精英层面，一直在寻找另外一种更加理性主义的探讨。像胡适很早提出的路径，就是要寻找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在架构，寻找它们同构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民国时期思想家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性主义其实并不排斥儒家和传统。胡适讲，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发现非儒因素、非儒思想。非儒学派的复兴，同样标志着我们希望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文明更多的同构关系。
另外，从当时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民国时期，底层社会对儒家伦理的遵守和信仰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梁漱溟在山东所做的乡村建设试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尝试用儒家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
这是梁漱溟的一种想法，即在儒家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如何嫁接西方近代文明。团体主义、集体生活、科学因素都应该被引进过来，但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则是不允许打破的。当然，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梁漱溟并没有看到后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儒家文明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困惑、今天的问题，其实来源于1949年之后。如果回到1949年之前，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儒家并不处在一个必须被彻底排斥的位置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当然包括儒家伦理、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素。
但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全面的社会主义”，到“文革”晚期最典型的“批林批孔”，中国社会不论是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底层，对儒家思想、儒家伦理都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颠覆。这种颠覆对我们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它给我们带来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即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0年代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思想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即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得益于什么？这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想史讨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话题，由此带来了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杜维明、刘述先等当代新儒家的思想传入国内。在新儒家热潮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可能我们要重新评估一下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了。同时，这也对同期传进来的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现代化一定是在基督教伦理下产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当时思想界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即在非基督教文明下，在儒家文明下，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可以找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可惜，这一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很短暂，随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纯粹的、疯狂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整个社会的伦理层面发生了极大的颠覆。我们现在提出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讲人心不古，纠结扶不扶，谈论老人变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了社会伦理的变化。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修补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最困惑的问题。这一困惑导致了现在一种极端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走过来的，像蒋庆以及后来成长起来的秋风等，他们主张把整个民间社会建构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下。蒋庆还设计了新的中国政治方案，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表明了在当代学人中，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重回儒家的道路。而像秋风、广东的吴钩等，他们在做另外一种后现代的解读，认为儒家思想当中不仅可以开出现代化、开出民主宪政，而且儒家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特别是秋风的解读，他把宋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解释成君主共和、虚君共和，这肯定不是历史真实了，也不是儒家伦理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认知。
这些过于膨胀的言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和思想发展，大约是要立足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文明的本位当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百家争鸣。这样才能够接上上文所讲的近代以来西方问题挑战中国之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正当的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从孔孟开始，基本上就是包容别人的。我们后来讲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把各种思想都揉进去了。秦汉之后儒学思想的发展，也基本上都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融合进来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无疑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作为当代中国立国的原则，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这里边就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从学理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探讨，以找出双方之间实现合理嫁接的更大空间。
对社会的建构和稳定持续有着独特的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儒家思想就有一些非常负面的解读，比如三纲五常。而无论是三纲五常也好，儒家思想中其他比较负面的因素也好，比如家庭本位等，经过后来新儒家的一种转化或者说重新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有自身可取的一面。比如我们去读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其中就有对三纲五常新的解读。三纲五常中最负面的东西一一当然是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走出帝制、进入民主现代国家之后一一君为臣纲，我们看孙中山的解读:君主不在了，但是国家存在，那这句话就不是说要君为臣纲，而是使国家成为一个被忠于的对象。这种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方式，对我们当代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再如儒家思想中讲的君子人格，无论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传统的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还是未来的后工业化社会，做君子、培养君子人格都是非常重要的。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天人合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设计了一种天、人对应的差等秩序，一直到后来，中国实际的社会形态中都是这样一种等级制度。其实一个等级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因为真正的等级制度恰恰是承认了人人平等原则，而虚假的人人平等，实际上并不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真相。儒家伦理中体现的是，只有一种有差等的社会才有合理性的思想，可能会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起到一种正面的功能和作用。
回到最初。其实中国历史只是最近一百年才走得比较特殊一点。一百年之前，秦汉以后的历史一直走得很稳健。传统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在西汉初年基本就全部解决了。儒家的问题大概在于，它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和社会去更多地“进取”，但在一个社会的建构上，在社会稳定的延续上，却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在近代西方问题开始刺激中国之后，中国文明的走向发生了一系列的偏差，但一百多年走过来，历史好像走了一个大轮回。近年来对传统的呼唤、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足以使我们相信，儒家文明在中国经济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民族振兴稳步迈进的大背景下，会获得一次真正的新生，并为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美好，贡献出一份独特的思想资源。